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15篇

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15篇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新媒体时代下政府公信力问题探究　　摘要：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执政能力的一种表现，它是政府信誉和形象的代表。公众是政府公信力的主体，是政府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15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新媒体时代下政府公信力问题探究

　　摘要：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执政能力的一种表现，它是政府信誉和形象的代表。公众是政府公信力的主体，是政府诚信的评价者和接受者。在新媒体时代，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媒体平台成为了政府与公众相互沟通的桥梁，并且对两者的关系起着缓和或激化的作用。通过分析新媒体时代下政府公信力存在信息不透明、官员腐败严重等问题，探究其监督体制不健全、职能定位模糊等造成公信力水平下降的原因，从而提出了利用新媒体加强对政府的行政监督，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建立健全公众利用新媒体参与政务的制度，同时加强网络伦理建设，实现公众自律等新媒体时代下政府公信力强化的策略。

　　关键词：新媒体；政府；公信力；信息公开

　　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公信力就已被西方国家积极关注并予以重视。而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公信力也日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今我国社会已步入新媒体的时代，微博、微信等作为公共舆论的传播媒介代表，它们以其独特的传播方式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既给我国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同时在不同层面也会对公信力造成一定的冲击。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官方微博、微信以及官方网站等各种新媒体媒介以更加简便快捷的方式地向社会公众提供办事服务和政策咨询，提高了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办事效率，有利于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提升了政府的信誉和形象，因此也就提高了政府公信力的水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网络的言论自由以及部分网民情绪的过度发泄导致一些事件的负面影响被放大，而政府对新媒体的监管机制不完善也造成了虚假信息的泛滥和谣言的传播，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冲击。[1]

　　面对这样的机遇和挑战，政府如何以自身的制度变革为起点，利用好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在政府的公共性和自主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发挥新媒体在公共领域的正效应，进行政府公信力的重塑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新媒体与政府公信力相关概述

　　在我国，新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越来越大，两者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因此要想通过新媒体的作用来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新媒体，什么是政府公信力，只有深刻理解了两者的科学内涵，才能更好的发挥新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作用。

　　（一）新媒体1.新媒体的概念新媒体的涵义是相较于传统媒体而提出的，相对于电视、报刊、户外、广播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的称为“第五媒体”。[2]对于新媒体的界定，专家们众说纷纭，至今还没有定论。传媒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斌表示：“新媒体是以数字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新媒体的定义“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3]因此，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汇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2.新媒体的特征首先，互动性是新媒体独特的魅力所在。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很难实现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在传统媒体时代，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只是单纯的扮演着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两者之间很少沟通，因此政府无法及时了解民众的需求而去制定相关的民生政策，从而使得公众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4]在新媒体时代，政府通过搭建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公共交流平台，及时发布政策信息，及时和民众交流和沟通，从而了解民众需求，制定更多惠及公众利益的政策法规，提升政府公信力。其次，共享性也是新媒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新媒体时代，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大部分都是是公开和共享的，同时政府可以将不同部门的信息收集起来共享给有需要的社会公众，为他们提供更多便利，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最后，海量性是新媒体必须具备的一个特征。新媒体是以互联网、手机等媒介来向社会各界传递信息的，因此其存储的信息必须是全面的、广泛的、海量的。在新媒体时代，政府必须收集、存储更多信息，

　　同时也必须对信息进行分级分类，向社会公众提供更加清晰、明确的有用信息。（二）政府公信力1.政府公信力的概念政府公信力是政府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普遍性行为规范的认可而赋予的信任，

　　并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其涉及信用方（即政府）和信任方（即社会公众）两个主体。政府作为一个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服务的组织，其公信力程度通过政府履行其职责的一切行为反映出来，因此，政府公信力程度实际上就是社会公众对政府履行其职责情况的评价，也反映出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5]

　　2.政府公信力水平的评价标准（1）政府应是负责任的政府。政府公信力水平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就是政府无论处在什么情况都能否履行职责，言而有信，勇于对民众负责。只有一个无论是在制定政策还是在执行政策都始终坚持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及时了解和满足人民需求的政府，才是值得民众信任的好政府。（2）政府应是依法执政的政府。政府的任何行政行为都不能逾越法所界定的界限，都必须接受法的审查和裁量，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在法律面前人人人平等，无论政府人员拥有的权力有多大，都不能在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政府只有树立这种法治精神，严格依法执政，才能使国家的整个法律规范体系在公共行政领域落实。（3）政府应是透明的政府。人民的利益需求创造了政府，政府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建立透明政府，政府必须加强信息公开的力度，建立健全行政信息发布协调机制，利用以互联网、手机等为载体的新媒体媒介向民众传递相关的行政信息，增强政府的公开透明性。

　　二、新媒体时代的政府公信力现状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我国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在政治民主化和权力制约规范方面更是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但同时，伴随着这些成就和发展的要求，政府公信力也显示出了许多令人民群众不尽满意的方面，造成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使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一）新媒体时代我国政府公信力的成就

　　1.政治生活不断民主化新媒体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民众可以通过以互联网、手机等移动设备为载体的新媒体媒介来参与政治生活，这种简便、直接、快捷的方式更加符合新媒体时代的社会公众了解和参与政府日常政务的需求。政府近几年也加大了政务信息公开的力度，尤其是利用新媒体的平台来实现自己的政务公开，例如:开通自己的官方微博、微信、论坛、博客等来公布政府信息，同时政府又及时与民众进行交流和沟通，了解民意和需求，制定更加完善的政策法规。2.政府权力制约不断规范政府的权力有制约就是指政府的权力必须要受到严格的监督，行政权力失去监督容易产生腐败，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6]因此，必须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控制。随着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行政权力监督体系也越来越完善，它主要分为行政权力内部监督体系和行政权力外部监督体系。在新媒体时代，尤其是行政权力外部监督体系中的社会监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民众可以利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通过现代社会中覆盖广泛的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对政府工作人员及其行为发表评论，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对行政管理实行监督。3.依法治国不断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以及“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对这“两个三位一体”的思想作出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并且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重大任务最中心的环节就是政府，还指出法治政府必须“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正公开、廉洁高效、守法诚信”。政府加大力度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做法在新媒体平台上得到用户们的高度支持，并获得他们的一致好评，因而有利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增强，提升政府形象，提高公信力建设水平。

　　（二）新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存在的问题1.官员腐败现象严重，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

　　在传统媒体时代，官员腐败的现象相较于新媒体时代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公众获知官员腐败信息的途径比较少，他们只能通过官方新闻、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媒介的发布而得知，同时又由于传统媒体较之新媒体而言信息量传播小，传播速度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政府腐败信息了解较少，对政府的信任度比较高。在新媒体时代，我国官员腐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公众通过新媒体途径获得关于腐败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同时由于新媒体具有互动性，公众在获知官员腐败信息后而又不能及时得到政府的解释回应时，就会对政府产生不满，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对政府的工作能力和工作质量产生质疑，这些问题都会影响政府的形象和信誉，从而导致政府的公信力水平下降。

　　2.政府信息传递方式不合理，导致公信力水平下降我国的行政管理模式是传统的科层制，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这种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显露出来，科层制强调职位权力必须严格按照等级依次排列，上级指挥下级，下级服从上级，下级对上级负责，实行“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体系，在这种结构体系中，信息的传播是按照“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单通道系统模式实行，这种信息传播的方式不仅速递慢，而且信息容易被添加或过滤，造成信息失真。[7]新媒体时代的特征要求信息传递速度要快而准确，政府必须要及时掌握或发布准确的信息，这些要求都对政府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提出了挑战，政府在面对或处理突发事件时，若不能够及时掌握准确信息，快速做出反应，极易导致事态向严重化方向发展，从而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政府公信力水平下降。另外在组织中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交流只是简单的“命令—服从”，其“封闭性”的特性使组织信息匮乏，难以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变化，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难以满足公众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百姓对此怨言不少，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3.政府信息透明度不足，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传统的行政模式导致我国政府部门缺乏透明度，由于一些领导对政务公开的重视不够，仅仅把政务信息公开当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常常敷衍了事，“公开什么”、“何时公开”完全由政府部门说了算，再加上信息为政府所垄断，由于政府系统本身“自利”的特性，一些涉及到部门利益而且对政府有负面影响的突发事件，则以“机密”为由拒绝向公众公开，对于一些已经公开的，公开的内容也只是一

　　些政策性的文件，只是把一些国家的政策、法规照搬到网上，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对于百姓高度关注以及涉及到公众利益的，却时时得不到及时的反馈。[8]此外，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广泛的民众意见和建议，整个制定过程过于封闭，民众的政治参与渠道过于狭小，一些涉及大众公共利益的政府政策也只是由几个所谓的专家在封闭的办公室里讨论讨论就制定出来，根本没有做好政策制定前的民意收集，没有与民众及时沟通，从而造成制定出来的政策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无法顺利实施下去，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水平。

　　4.政府危机处理能力不足，导致公信力水平下降公共危机管理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运用公共权力、整合公共资源，有效的预防、处理和消弭公共危机的一种动态的、全方位的管理过程。在新媒体时代，要求政府必须是一个能够对危机做出快速反应并能及时处理危机的政府，而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机制，对公共危机的处理还不能满足新媒体时代公众对政府的要求，这主要表现一些政府官员的危机意识不高、危机应对的专业知识需要加强；危机的监测与预警机制、应急处置与救援、信息的管理与发布机制不够完善，导致一些危机事件未能得到有效预防，有的危机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未能及时控制。在2011年温州“7.23”动车事故中，7月23日晚20点发生事故，政府救援工作在24日凌晨竟宣布结束，并且在救援结束后的的24日下午，还陆续发现了不少遇难者的遗体，甚至还发现了幸存者小伊伊。在如此大的事故发生中，救援工作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就宣布结束，甚至在很多遇难者遗体未抬出车厢的情况下，铁道部就下令将厢体掩埋，如此草率的救援及现场清理方式，使得政府公信力大大下降，同时也反映出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的过程中，忽视和违背了公共危机处理的基本目标。

　　三、新媒体时代下政府公信力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逐渐进入新媒体时代，人们在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平台上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新媒体对政府行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为此政府在利用新媒体来加强自己行政能力建设、提升政府公信力方面做了许多的努力。但是政府公信力虽有所提升，但这其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媒体、公众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政府方面的因素1.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督体制我国官员腐败现象严重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有效的监督体制，政府内部的监督体制更是责任不清、奖惩不明、缺乏可操作性。在新媒体时代，政府没有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监督制度，没有认清新媒体时代的特点，也没有认识到新媒体所发挥的作用对政府原有监督体制带来的挑战。政府要健全监督体制，提高公信力水平，不仅要在内部明确各级监督责任，建立详细可操作的监督机制，同时还要发挥新媒体对政府监督的作用，通过新媒体的平台建立公众参与监督的各种渠道，只有将完善的内部和外部监督相结合，才能提高政府对官员的监督水平，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2.政府信息公开不全面信息公开是社会公众认知政府的重要渠道，是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现实中，政府作为公共信息资源的最大拥有者和发布者，处于信息传播的垄断地位，因此，政府在公开信息时总是有选择性的进行公开，例如政府侧重于对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宣扬政绩的信息或是一般纲领性文件进行公开，而对与某些危及政府形象或利益的社会问题则采取漏报、瞒报的方式，例如温州“7.23”动车事故、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等。处于新媒时代的公众是有信息知情需求的，他们渴望得到及时而准确的信息，而政府所公开的信息并不能满足公众的这种需求，因此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引起对政府透明度的反感，造成政府公信力水平下降。3.政府行政职能定位模糊不清迄今为止，我国政府职能的定位仍然是不明确的，在政府工作中一直存在着不该管的去管了，该管的又没管好、管住的问题，经常出现“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这些现象主要表现在：政企不分问题突出，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包办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和投资决策；一些政府部门权责脱节，有权无责，出了问题无人负责，有的部门之间职责不清、推诿扯皮办事效率不高；一些该由政府管的事没有管或没有管好，社会管理体系不健全，公共服务比较薄弱。[9]这些问题都影响着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从而无法向民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使得民众对政府的工作能力产生怀疑，使政府公信力下降。

　　（二）媒体方面的因素1.新媒体信息传播的互动性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方式是区别于电视、报刊、广播、户外灯传统媒体，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实现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它是对传统媒体单向传播方式的创新。在传统媒体时代，政府只是单纯的发布信息，民众只是被动的接受信息，两者之间毫无沟通和互动，政府也无从了解自己的公信力如何。在新媒体时代，政府和公众交流频繁，公众可以通过网络、手机等平台更加快速的了解政府的动态。然而正是由于新媒体传播信息的快捷性、方便性以及传播领域的宽广性，使得同一事件可能会引起不同国度、领域、阶层人们的关注，政府的某些不正当行为在新媒体时代会被空前的放大，从而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伤害。2.新媒体用户的平等性在新媒体时代，由于互联网的推广，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了解到的信息通过网络的渠道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这就使得传统媒体新闻发布式的传播信息的方式在逐渐衰弱。[10]新媒体使用的广泛性改变了现实世界时空的差异性，改变了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由于身份地位的差异而导致话语权不同的状况，它为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心态不同的人们提供了共同交流、表达意见的场所。新媒体使现实生活中处在边缘的人成为了中心，他们通过网络的方式去了解他们在现实中无法触及到的政府信息，并向政府表达自己的需求。新媒体的用户在现实世界所处的阶层不同，他们在网络上向政府表达的需求也不同，而政府又无法同时满足这些需求，因此就会引起用户的不满意，从而使得政府公信力下降。（三）公众方面的因素1.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值增高期望值是指公众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满足自身诉求的预期指数。期望值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基本走势呈现日渐上升趋势。在传统媒体时代，公众只是被动的接受政府发布的信息，无法向政府表达自己对实施的政策法规的意见和看法，因此对政府的期望值较小。如今的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向政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期望政府首先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政府在一定时期能够满足公众需求的能力是有限的,这很容易造成政府做得越多,越难以满足公众益增长的

　　需求,结果政府的差评也就越厉害,公信力反而下降。2.公众对信息的认知度提高新媒体时代发展出来的公共舆论越来越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公众对信息的

　　甄别判断能力不断提高，他们对任何信息都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新媒体时代的公共舆论不在以传统媒体为主导，而是众多分散化、多元化的主体共同制造，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政府很难通过收买、宣传等方式来控制和左右舆论。随着公众对信息的认知能力提高，政府发布的官方信息并不能全部获得公众的认同。例如在“7.23”温州动车事故中，铁道部第一次发布的官方死亡人数为35人，而此时其他消息显示遇难人数已达38人；当铁道部将遇难人数数据更新至38人时，网络媒体统计已有40人遇难；直到官方最终确认死亡人数为40人时，公众对于此次特大事故的确切遇难人数还是不能认同，在这次事件中，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急剧下降，使得政府名誉受损。

　　四、新媒体时代下政府公信力建设路径

　　社会转型和新媒体时代下,社会矛盾的复杂性愈发凸显,建设公众满意的政府任重道远。建立廉洁、高效、诚信、法治政府,提升公众遵纪守法、顾全大局、文明高尚、敢于担当的素养,完善和规范新媒体网络的参与行为进而构建良好的网络环境,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路径选择。

　　（一）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建立健全行政监督体系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理关系着政府的信誉和形象的树立，因此必须加强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行政监督体系，行政监督体系的建立不仅要重视政府内部监督，更加要注重发挥外部监督的力量。在外部监督体系的建设上，政府要根据新媒体的特征来建立公众监督机制，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公众通过新媒体的平台来对政府进行监督，会产生监督时效性强，辐射面广，透明度高，威慑力大等效果。为此，政府可以加强行政立法工作，出台一些行政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以法律的形式来明确规定公众的这种监督权，从而能使其更好的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在内部监督体系上，政府要设立监察机构，监督官员的行政行为，同时还要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建立政府与公众的对话机制，了解民意，解决政府不良行为造成的后果。

　　（二）加强政府政务公开和信息公开，满足公众知情权在新媒体时代，要让公众正确的了解政府，减少隔阂和猜忌，提升政府公信力，就必须做到政务公开和信息公开，提高行政管理的透明度。政府首先要加强本机构的对外信息发布工作，要通过公开、制度化的传播渠道，尽可能及时、准确的将有关政策、措施公诸于众，要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将政府活动置于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其次要公开办事程序，凡是与公众有关的政府办事机构，均须公开办事制度和程序，减少公众的不满或行政纠纷。政府只有将自己的政务和信息透明开来，才能让民众更理解和相信政府，从而有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三）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新媒体时代的公众要求政府必须是服务型政府，政府的行政职能工作只有围绕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主题来展开，树立公共服务的价值理念，做到一切都是为公共利益服务，才能增强公众中对政府的信任感。所以，政府要将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定位进行明确，转变过去旧的观念，做到合理的分权，把社会能够自行调节和自行管理的社会事务交予第三方组织来管理，发挥其维权诉求、行业自律等方面的优势，而政府把精力集中在为民众提供更好更多的公共品上，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提高了民众的社会保障水平，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好感，从而提高政府公信力。此外，政府要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事务还要制定相应的、完善的法律、法规，加强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监管，增加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和扩大公共产品的覆盖范围。（四）提高政府危机处理能力，增强民众信任感新媒体时代的我国正处于公共危机频发的时期，如何应对这些危机、将损失降至最低关键在于政府的应变、沟通和处理能力，这些能力的高低已成为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标准，它直接影响到政府形象。因此政府必须提高自己的危机处理能力，建立健全公共危机管理机制。首先完善公共危机预警机制，制定健全的危机预案体系，加强对信息的监测和分析，完善各项基本资源储备。其次健全公共危机的应对机制，明确政府职权划分，建立清晰明确的责任制，及时收集信息制定详细的工作流程，整合多方力量来应对危机。最后要做好公共危机信息发布机制，政府可以通过新媒体的平台及时向公众提供关于危机事件的实情，增强公众

　　对政府的信任感，获得公众的支持，进而树立政府良好形象。（五）加强新媒体建设，提升政府公信力新媒体传播信息速度快，能够及时实现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和交流，在一定程

　　度上为政府改进工作而提高公信力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正是由于信息传播速度快，新媒体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制造出万人关注的热议话题，政府一旦出现失职或某些行为不当极易成为新媒体用户攻击的对象，从而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因此政府必须加强新媒体的建设和管理来提升自己的公信力。政府应完善新媒体的功能,有效发挥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对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积极作用。及时通过网络搭建政府与公众沟通和交流的平台，通过微信、微博、官方网站等发布政务信息，开展网上电子服务，让民众能够及时了解政府动态和政策走向，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增强政府公信力。

　　（六）扩大公众参与，增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在新媒体时代，公民参与政治的渴望越来越大，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政治参与的途径时，就会把目光投向虚拟世界即网络，在互联网的平台上，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更高的调动起来，他们通过网络的途径参与政治的期望更加迫切，因此政府必须拓宽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及时与民众进行互动和交流，了解民众需求并及时满足需求。新媒体时代已发展出许多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的平台，例如政府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贴吧、博客等，因此政府应充分利用这些媒体媒介，扩大公众的参与，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这样政府更加懂得公众需求，公众更加理解政府行为，政府公信力也就随之得到提升。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强”，政府的公信力水平对整个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虽然信息公开不全面、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阻碍了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但是新媒体的出现为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成为加快我国政府建设的强大推动力量，政府部门要依托于先进的新媒体技术，创新管理体制，提高自身的行政能力与服务能力，推进政务信息公开透明，此外对新媒体要加以规范和引导，为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和谐的环境，使之成为政府树立诚信形象的得力助手。

　　参考文献：[1]戴伟.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政府诚信建设创新研究[J].征信,2014(9).[2]石磊.新媒体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10.[3]张荣臣,曹普,林学启著.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论与实践[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90.[4]刘亚.网络舆论影响力与政府的引导调控[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167).[5]刘惠君.政府管理网络舆论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0.[6]朱光磊,周望.在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提高政府公信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3).[7]王文峰.互联网时代政府公信力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2.[8]赖武善.网络时代政府公信力探讨[D].广西:广西师范大学,2013.[9]申展.我国政府投资效率问题探讨[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7(11).[10]周红,赵娜.新媒体环境下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提升策略研究[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42).

　　UndertheNewMediaTimetheGovernmentMaleLetterStrengthQuestionInquisition

　　Abstract:Thegovernmentmaleletterstrengthisthegovernmentbeinginpowerabilityonekindofperformance,itisthegovernmentprestigeandimagerepresentative.Thepublicisthegovernmentmaleletterstrengthmainbody,isthegovernmentgoodfaithvaluerandthereceiver.Inthenewmediatime,hasbecomethebridgetakeInternetasthecarriermediaplatformwhichthegovernmentandthepubliccommunicatesmutually,andisrelaxingortheintensifiedfunctiontobothrelations.Throughanalyzesunderthenewmediatimethegovernmentmaleletterstrengthexistenceinformationnotopaque,theofficialcorruptseriousandsoonthequestions,inquiredintoitssurveillancesystemnotperfect,thefunctionlocalizationfuzzyandsooncreatesthereasonwhichthemaleletterstrengthleveldrops,thusproposedusesthenewmediatostrengthentogovernment'sadministrativeoversight,enhancesthegovernmentinformationpublicdynamics,establishestheperfectpublictousethenewmediaparticipationgovernmentaffairsthesystem,simultaneouslystrengthensthenetworkethicsconstruction,thestrategywhichtherealizationpublicautonomyandsoonunderthenewmediatimethegovernmentmaleletterstrengthstrengthens.

　　Keywords:newmedia;government;maleletterstrength;theinformationispublic

篇二：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关于反思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埃德蒙德・古利恩在1965年首次提出的。之后形成的传统公共外交理论认为，公共外交是以政府为行动主体，以国外公众为目标受众，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实施的外交行为。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关键要素是行动主体、传播媒介及目标受众。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公共外交的行动主体已从政府拓展为以政府为主导，以智库、利益集团、媒体和普通公众为主的多元行动主体，其倚重的传播媒介也逐渐从传统的广播、电视转向了新媒体。公共外交作为一个国家“软实力”构建的重要途径，在新媒体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媒体赋予公共外交新机遇

　　新媒体具有开放、多元、瞬时、互动、跨界等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成为民众表达意见、强化认同、进行社会动员的新工具，对公共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媒体环境下，公共外交更加注重目标公众的反馈和参与，从“发送―接受”的单向信息传递转向双向交流和分享，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传而不受”、“听而不闻”的状态。利用新媒体，公共外交更紧密地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相结合，实现了对目标受众的有效影响。新媒体时代，一国政府可以利用新媒体将本国的外交决策、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源源不断地传送到他国，影响该国民众的文化根基和意识形态。

　　然而，新媒体在赋予公共外交新机遇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严峻挑战。互联网的普及正在引起一场外交革命。目前，推进新媒体公共外交已成为世界潮流，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都已加入其中并颇有建树。美国可谓是当今世界推行新媒体公共外交最活跃的国家。在理论研究方面，它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并可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不断调整、演变的理论体系和运行机制；从实践层面看，总统奥巴马甫一上台，即将Twitter等新媒体视为“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提出了“新媒体外交”和“全民网络外交”的新理念。在“巧实力”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的主导之下，新媒体将“软实力”和“硬实力”巧妙地结合起来，其外交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

　　政府、媒体与民间：公共外交的三个层面

　　公共外交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展示平台和建设途径，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分量日益重要。我国向来重视利用新媒体推进公共外交工作，在政府公关、媒体外交、民间文化传播三个层面全面展开，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

　　从政府公关来看，外交部官方网站、中国外交论坛等都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外交通道。2011年4月，外交部率先开通了微博平台――“外交小灵通”。截至

　　2011年12月，“外交小灵通”的粉丝已突破100万，发布微博2000多条，主要内容是我国的外交活动、国际新闻等。

　　从媒体外交来看，我国的网络媒体对外传播已形成“6+3”新闻网站（即六大中央级网站和三大地区性网站）的局面。此外，2009年底，我国国家网络电视播出机构――中国网络电视台（简称CNTV）正式开播，开创了以视听互动为核心、融网络特色与电视特色于一体的全球化、多语种、多终端的网络视频公共服务平台，公共外交的全媒体模式已现端倪。

　　公共外交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和媒体发挥主导作用，又离不开各种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普通公民都是新媒体时代公共外交的可能主体。从国外经验看，非国家行为体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近几年来，中国的民间力量在公共外交活动中占据越来越多的份额。尽管目前仍以政府为主导，但民间智库、大学研究机构及企业等都积极参与到公共外交实践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民间文化交流机构也进一步使得公共外交的民间力量多元化、丰富化。

　　美国参议院在2011年2月发表的一份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正扩大其触角，通过文化机构和媒体争取美国民心。然而，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多年来，中国的公共外交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一直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逆差”状态。调查表明，2002年，有56%的美国公众认为发展成世界级大国的中国是美国的“严重威胁”。2008年，其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公众多年来对中国的印象都比较“冷”。可见，中国仍处于公共外交发展的初期阶段，公共外交还存在拓展和提升空间。对内，需理顺管理体制，形成多元主体之间的合力；对外，需实施传播对象的精确化，确立精英舆论影响机制。

　　理顺管理体制：提升公共外交的内部策略

　　权责明晰、分工明确、组织有力的管理体制，是一国顺利实施和开展公共外交的前提和保障。当前，我国虽然已将公共外交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基本形成了“中央―省―市”三级对外交流机制，但还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尚未确立具体的战略目标、战略部署，各机构内部和各级机构之间仍缺乏应有的协调，公共外交资源整合度较差。

　　从管理体制而言，我国的公共外交分属几个部门管辖，相关资源归属不同部门调配。具体而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要负责对外媒体宣传，通过各种媒体渠道“积极主动向世界说明中国”。外交部是负责公共外交的管理机构，并设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但其工作内容主要面向国内公众。教育部则下设“汉办”，主要负责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和“汉语角”，向世界输出中国的语言文化，扩大汉语的影响力。此外，2010年，中国外交部牵头建立了跨部委的“公共外交部级联席机制”，但该机制只具有协调功能，并不能指导中国公共外交的具体发展。对此，美国参议院官员认为，“中国将公共外交分散给了三个独立的政府机

　　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软实力’，外交部负责正式的公共外交，教育部负责‘汉办’”。

　　我国公共外交核心领导机构的缺失，直接导致公共外交缺乏明确的主导战略，进而导致了公共外交活动缺乏统一性和连续性。此外，没有明确的定位、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也使得公共外交活动难以形成强大合力。因此，我国须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公共外交的价值，将公共外交纳入国家对外战略体系，建立起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相互配合、决策行为与决策执行相互协作的管理模式。

　　确立精英舆论影响机制：改善公共外交的外部策略

　　新媒体条件下，我国公共外交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传播对象的全面化。面对全球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千差万别的公众群体，公共外交对不同受众平均用力，在资金、人力的投入上不具有可行性，影响了传播效果。为此，“有效的公共外交”必须细分传播对象，确定以智库为中心的精英舆论影响机制。

　　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在“寡头论模式”中指出，智库是制定国家政策的中心协调机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它是知识精英、舆论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汇聚地，承担着知识与政策的桥梁、政府与公众的媒介等角色。国外智库的“中国观”对各国政府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中国观”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都具有非常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以美国为例。从舆论学的视角看，美国智库始终居于舆论领袖、舆论生产者与传播者的“舆论聚散核心”地位。它们通过设置政策议程、进行政策教育、推行“第二轨道”外交，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有鉴于此，中国在公共外交中可把智库作为突破点，在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通过影响智库进而影响他国政府和媒体及普通公众，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综上所述，随着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和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而提升公共外交的有效性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除需加强新媒体公共外交的硬件建设，在公共外交的传播主体层面不断寻找新突破之外，还要对内着力理顺管理体制，对外确立精英舆论影响机制。总之，中国公共外交任重而道远，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摸索、创新。

篇三：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公众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既可以作为信息内容生产者如微博或微信公众平台发布身边信息网络原创图文视频信息等也可以作为内容传播者如各种微博转发或微信公众平台从私人原创微信账号中筛选过滤信息最终选择符合自己所搭建的平台的定位的内容进行传播也可以仅仅是信息内容接受者也就是说一般个人在使用新媒体的时候集传统媒体的记者编辑受众三种身份于一身

　　浅谈新媒体时代公众的媒介素养

　　范妍妍

　　【摘要】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新媒体的普及带动了传播媒介形态及传播模式的转型，传统主流媒体与社会化媒体共存是新媒体传播时代的主要特点。媒介内容的生产也从单纯的由专业新闻工作者通过传统传播渠道发布，到现在由每个屏幕后的人在网络上发送信息，引起广泛关注与转发，进而引起传统媒体报道及再次传播。本文从新媒体时代公民在使用新媒体过程中的表现入手，从公民在使用新媒体过程中所担负的各个角色，阐述新媒体时代公民应当具备的媒介素养。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媒介素养公域私域

　　英国学者汤普森和李维斯在80余年前首次提出“媒介素养”这一概念。随着媒介形态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媒介素养这一概念也在[来自wwW.lw5u.CoM]不断地更新与完善。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形态的变化，媒介素养的概念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以往媒介素养的研究往往研究受众或传媒人或官员这样单一群体的媒介素养问题，进入21世纪的新媒体时代之后也有研究公众在参与传播过程中的表现所带来了各种问题，进而提出媒介素养教育问题。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研究院彭兰教授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三种媒介素养及其关系》一文，从系统的角度看待三者的关系，从制度层面更深刻地理解媒介素养的意义及媒介素养科学体系的形成。探究在新媒体时代，公民在与媒体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所担负的各种角色，所面临的不同的责任与义务，素质与能力，阐述新媒体时代公民应当具备的媒介素养，这也是本文所要追寻的答案。

　　一、新媒体时代的特点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一场传播技术革命浪潮席卷世界，同时也宣告了新媒体时代的开始。新媒体时代即新媒体在传播格局中起主导作用的时代，也是当今我们生活的时代。

　　新媒体时代，除了采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信息的“海量性”、“时效性”、“多媒体”等特征外，还具有传播内容多媒体化、传播范围广泛、传播方式的非线性、传播手段多样化、传播方式个人化等特点，使新媒体能够更大程度上融入人们的生活。

　　1、传播方式个性化

　　最典型的传播平台是腾讯微信的个人公众账号应用。个人可以通过注册微信公众账号向其订阅用户推送不同信息。该平台为了防止广告及垃圾信息，每天只能推送一次，使用者可以把

　　几条信息编辑成一个，也可以单独推送一篇文章，个性化特征非常明显。类似于早期的博客文化，根植于微信平台的公众账号，由于其便携性、移动性等特征，日趋有与博客分庭抗礼的趋势。

　　2、传播内容多媒体化

　　美拍、微信小视频等应用的开发，大大降低了普通大众传播视频资料的技术门槛，使得一般公众能够在网络上传递自己拍摄的短视频。此外，足迹应用的火爆，使生活分分钟变大片的理念也得到了新媒体大军的追捧。而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点不同，所选择传递的信息也不同，在造成海量信息的同时，充分满足了细分受众的需求。

　　3、传播行为互动化

　　互动性是传统媒体时代和新媒体时代最大的区别，尤其是互动的方式。传统媒体的受众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最为显著的记忆是中央电视台《非常6+1》栏目每当有观众热线被接听的时候，观众的声音总是充满激动。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随时可以通过微博、微信、论坛、官网留言等方式反馈自己的信息，不仅有受众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受众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更是时刻都在发生。此外，一些视频网站为了使互动更加便捷，可以使受众[来自WwW.lw5u.cOm]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不用更改界面或者拖至页面下方，开发了一种弹幕功能。在视频画面的上部五分之一的地方会滚动播出受众发表的言论。

　　二、新媒体时代公众媒介参与及媒介素养

　　新媒体时代公众媒介素养主要是指公众在对新媒介进行接触、解读和使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素质及修养。通常是指人们面对新媒介所提供的各种海量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能力。

　　媒介信息的传送者、信息受众及媒介信息是媒体的三大结构组成。公众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既可以作为信息内容生产者，如微博或微信公众平台发布身边信息、网络原创图文、视频信息等，也可以作为内容传播者，如各种微博转发或微信公众平台从私人原创微信账号中筛选过滤信息，最终选择符合自己所搭建的平台的定位的内容进行传播，也可以仅仅是信息内容接受者，也就是说一般个人在使用新媒体的时候，集传统媒体的记者、编辑、受众三种身份于一身。

　　1、作为内容生产者的公众的媒介素养

　　首先，要尊重隐私权，杜绝侵犯隐私。新媒体让信息的获取、记录、发布、传播变得轻而易举，人人都是传播者，处处都是直播间，再加上公众的媒介伦理知识相对匮乏，侵犯隐私权

　　的事情屡有发生。如2014年的好莱坞女星艳照门事件。后来受害女星联名委托律师向谷歌索赔1亿美元，指责谷歌明知事件违法依旧没有及时删除照片制止侵权行为，反而从此事件赚取数百万广告费。

　　其次，牢记“群己权限”，公域和私域要划分清楚，分辨清楚“公众利益”。自己的事情自己可以传播，涉及到别人的事情就要考虑当事人的感受，如果事件是属于“公域”那么制作内容并传播无可厚非，如果事件属于别人的“私域”依旧坚持制作内容传播，可能会涉及到侵权的问题。那么公域和私域如何划分呢？公域讲民主，私域讲自由，但是私域里面涉及公众利益的部分，那么就属于公域，应当受到公众监督。比如在这个四月闹得沸沸扬扬的某台著名主持人餐桌事件。因为当事人身份的特殊性，使得这次看似侵权的信息的传播具备了公共性质，信息内容的发布者虽然顶着一个告密者的污名，但是让在这个事件中的一般公众看到一个更加全面的所谓明星形象，无可厚非。

　　再次，不传谣，不信谣，杜绝生产和消费原罪。文艺复兴被称为“人的发现的时代”，人的欲望在新教改革和在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挣脱了宗教和道德的桎梏。理性主义对强大的科技力量的追捧和信奉，更增强了人的欲望。但是色情、暴力、奢华与邪恶被新媒体时代的“媒介奇观”进一步放大，在传统媒体时代公众只是在被动接受、享用这些奇观盛宴，在新媒体时代，群体开始自我产生和消费原罪，创造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原罪奇观。这种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不利于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树立。

　　2、作为信息内容传播者的公众的媒介素养

　　公众在参与传播过程主动传递信息时，虽然不能够像职业新闻人一样具备专业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把关人的角色意识，但还是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如下要求：

　　首先要核实信息。公众应提高自己在传播信息时候主动核实信息真实性的意识。不传谣不信谣，如果在信息尚未得到相关单位的核实，可以提出自己的质疑，但是切忌随意转发信息。

　　其次，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传统媒体中，社会责任是贯穿媒体运作全过程的基本原则，表现为坚守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同时履行引导舆论的职能，引导主流价值观。新媒体环境下，由于传统主流化媒体与社会化媒体共存，职业媒体人对舆论引导的功能凸显。而在新媒体环境中，传统媒体把关人的角色的缺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在传播信息的时候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避免传递不利于社会和谐进步的信息。

　　3、作为信息内容接受者的公众的媒介素养

　　集体无意识在网络群体传播中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从表面上看，很多人在关注集体狂欢

　　事件的过程中，只是抱着一种看客的心态，或者仅仅是“在无聊的心境下无聊的表达”，然而一旦参与到事件中来，他们已然成为“无意识”的行动者，他们身在其中，无从知道自我行动的意义，他们的行动在表达“无意义”的诉求的同时，也加剧了行动的力量。所以作为信息内容接受者的公众，在接触媒介信息时，要坚持批判的思维方式，杜绝非理性媒介素养。新媒体时代，作为既是内容生产者也是传播者同时也是内容接收者的公众，在新媒体时代其媒介素养主要包括：新媒介技术的使用能力；信息内容的生产能力；公域与私域的判断能力；核实信息及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对集体无意识行为的抵抗能力；坚持理性媒介素养，杜绝非理性媒介素养。参考文献①何文，《新媒体环境下媒介功能异化和媒介素养探析》[J]《.新闻界》，2013（5）②王炜，《网络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媒介奇观”现象初探》[J]《.今传媒》，2015（2）③彭兰，《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三种媒介素养及其关系》[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3）④谭天，《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J]《.国际新闻界》，2010（7）⑤邵庆海，《新媒体定义剖析》[J]《.中国广播》，2011（3）⑥吴倩，《全媒体时代新媒介素养内涵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5（2）（作者：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责编：姚少宝

　　-全文完-

篇四：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为了探讨新媒体时代网络公众舆论的特点本文首先对公众舆论这一概念的产生理论来源以及发展演变等进行简要的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并以微博平台为例分析网络公众舆论的传播特点

　　新媒体时代网络公众舆论的传播特点探析

　　作者：王丽帆来源：《今传媒》2021年第02期

　　摘要：网络舆论是网络时代特有的公共舆论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舆论对人们生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日益加大，与人们的生活日益产生密不可分的联系。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环境下，公众舆论不仅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公众也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舆论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本文重点围绕李普曼的舆论观，对新媒体环境下公众舆论形成的条件要素、环境变化等进行论述，并以微博平台作为具体案例对新媒体时代下网络公众舆论的特点进行分析和探讨。通过分析研究，本文认为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公众舆论主要具有批判性、公开性、非理性等特点。

　　关键词：新媒体;公众舆论;微博平台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2-0030-04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不仅产生了很多新兴媒介，同时也展现出了互联网的众多优势。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多，各类自媒体平台也在不断涌现，智能手机和移动客户端的迭代演进，促使目前所处的时代逐渐变成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时代下新兴媒体的主要特点是先进化、数字化、自动化，同时也拥有虚拟性、隐蔽性等特点，这些特征在开放交互的互联網环境下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给人们带来了诸多便利。如今，新媒体已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工具，人们的社会参与方式也逐渐被改变，公众对社会的认识和感知途径也变得越来越广泛。基于此背景，网络平台在为人们提供更多自由讨论机会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不仅如此，网络平台更是为大众舆论的表达提供了更广泛、便捷、即时、隐秘的渠道和路径。为了探讨新媒体时代网络公众舆论的特点，本文首先对“公众舆论”这一概念的产生、理论来源，以及发展演变等进行简要的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并以微博平台为例分析网络公众舆论的传播特点。

　　一、李普曼“拟态环境”视角下公众舆论的形成

　　美国学者李普曼最早引入了“公众舆论”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全景式描述，也因此开启了“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李普曼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一书中认为，如今的社会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人们在社会活动的过程中，精力和注意力有限，无法对外部环境、外界事物进行全面的关注。而且对于一些超出自身感受范围的事，很多人只能借助不同的“新闻媒体平台”来进行了解。因而，公众的行为不单单只是对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反应，也会由于媒介的“拟态环境”而产生反应[2]。在《公众舆论》一书中，问题的基础就是“舆论如何产生”，而外部环境和舆论的产生则有着极大的关联。因此，分析人们如何了解外部环境，以及怎样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李普曼站在外部环境的基础上，针对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进行了研

　　究，区分了社会环境、媒体平台所制造出来的虚拟世界，他认为与舆论有联系的环境需要借助不同渠道才能折射出来。如果环境复杂、获取信息的途径单一，那么就不能在“虚拟世界”里得到现实世界的真相。

　　在李普曼看来，要想达到宣传的目的，就需要在公众和事件之间设置一些障碍。在公众创造出自身认为合理的虚拟环境之前，要使其和事实真相保持一定的距离。由于公众在接近自身所看到的事物时容易形成错误理解，而且也无法完全解除误解[2]。所以他提出拟态环境是为了满足舆论发展需求，按照合理的舆论方向，媒体会设置一个拟态环境，防止人们被错误舆论所影响，而产生误解。拟态环境并非现实社会在镜子中的体现，而是借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来进行优化，将选择和加工后的所谓“真相”展现给公众。

　　李普曼认为，普通公众均属于“局外人”，因为舆论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不具备客观性，所以不如精英、知识分子那样有掌控事物的能力。这样一来，公众在控制舆论的导向时往往会产生偏差。然而，李普曼认为公众的舆论属于真实存在的，并非虚拟的，其能对舆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若单单只考虑专家学者的意见，就可能产生专制的社会制度。因而一些社会人士的参与则能够极大地改善精英专家们的工作，促使专家们能够及时找出自身存在的问题[3]。人们借助媒介的“拟态环境”来获得消息，使其并不能客观地看待问题。此外，由于目前的舆论领袖对社会舆论产生的影响也较大，所以人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很有可能会被掩盖，公众容易被舆论领袖所引导和影响，因而会产生沉默的螺旋效应，使得社会舆论不能由感性上升到理性。李普曼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大部分的社会舆论在产生时，都会通过多元化渠道折射出外部环境，由此而影响人们所接触的外部环境[2]。所以在拟态环境下，不但人们自身有了一定的限制，同时也有来自媒体和社会人士的影响，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便产生了非理性的公民，自然也无法形成正确的舆论。

　　二、新媒体时代网络公众舆论的形成

　　在社会舆论的发酵过程中，公共领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一书中提到，“公共领域”指的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区域，一些和公众舆论相接近的事物会由此而产生。人们能够在不受限制的条件下对事物进行讨论、分析，也可以对关系到人们利益的事物自由地发表看法。在一些大型的公众队伍中，讨论与交流需要用特殊的方式来进行，同时也要对信息的接受者产生一定影响[4]。如今，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等就是这样一种公共领域的媒介。由于网络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快，新媒体使得网络公共领域变得越来越开放、隐蔽和便捷，所以网络公众舆论产生的条件也更为成熟。在网络公众舆论中，人们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设置讨论话题，对各种话题进行分析讨论，从而产生建设性的意见[5]。在网络公共领域范围里，人们对同一话题展开讨论和热议，有些网民的意见在讨论过程中会逐渐趋同，最终产生体现民意的社会舆论，笔者从中大致总结出网络公众舆论产生的三个重要时期，下文将展开论述。

　　1.潜伏期。该阶段的关键在于集结社会公共事件相关话题，此话题是在热点事件、政府决策、敏感话题等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现实性极为显著。尽管实际的社会事件状况在该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朗，但是对于此类事件网民们的参与兴趣却开始变得浓厚起来，只是意见倾向的统一性尚且偏低。

　　2.高潮期。在实际的社会事件轮廓逐步清晰的同时，共享平台中的议题也随之稳定。在激烈的争论过后，网民们对社会事件逐步形成一致的看法，网络公众舆论也由此到达高潮阶段。事件之后的发展都会受到网民共同意见的影响。网络意见领袖在该时期的作用也会非常关键。

　　3.消退期。当民众对某些社会事件的实际情况已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时，这些社会事件将会逐步被民众忽视，公众舆论也将步入消散期。网民在此阶段对事件的关注度会大幅减弱，把关注点放到其它事件上。

　　三、微博成为网络公众舆论的重要集散地

　　微博舆论之所以影响力如此大，主要是因为其作为公众情绪的一种直接体现。微博属于人际化、多向性的传播平台，与传统媒体不同，其利用指数式的关系传播可使得公众情绪短时间内得以最大程度地传播。使用微博平台开展网络社交的群体不断增多，人们也更加热衷于利用微博来表达自身的看法，与他人共同讨论社会事件。公众利用微博表达个人情绪，成为新闻传播的助力，也促进公众意见的传播，引起相关部门对事件的重视，从而落实治理行为。事实上，新时期下公众情绪已成为诸多领域舆论预判及治理的关键依据[6]。

　　新媒体环境下，互联网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政治生态语境也由此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公眾对自身意见的表达也愈发重视，也越来越懂得如何维护个人权利。在时代转型的大背景下，公众舆论的监督作用也日益加大，其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大多时候都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公众舆论若想切实富有意义和内涵，则离不开网络舆论平台的生成。笔者在深入剖析微博舆论后发现，其与传统媒体时代的舆论相比生成路径、产生价值的过程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公众情绪的表达会极大地影响舆论走向，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监督官方对事件的治理。

　　从大众传播的历程来看，可以发现微博实际上具有大众传媒的基本特点和属性，尽管微博已被认为是网络传播的一员，但其还并未被明确纳入大众传媒体系。不可否认的是，微博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的地位非常重要，传统大众媒体难以与其抗衡，因此必不可忽视其重要性。微博虽然在大众传播史的发展中只属于一个小小的片段，但其却会在极长时间内带来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微博舆论相较于传统媒体，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情绪化的表达，甚至可以说微博已将单一的传播格局转变成一种自上而下、双向选择的传播过程。

　　四、以“微博”为主的网络公众舆论平台的传播特点

　　1.批判性特点

　　在公共舆论的各项功能中，最为关键的必然是批判性，其基本指向也紧密围绕着政治内容。我国古代政治主要包含舆论及清议两种批判形式，多数人都认为清议属于舆论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参与清议的人几乎为官员或知识分子，而参与舆论的则基本为普通民众，因此把清议归为舆论的一部分明显不具有合理性。以往的政治体制都将集权放在重要位置，统治者完全主导舆论的走向，所以传统舆论仅有微小的表达空间。但在网络媒体日益发展的当代，舆论表达空间在不断拓展。而微博舆论具备的批判性功能与哈贝马斯所构想的公众舆论的批判功能也较为相近，哈贝马斯认为，公众舆论密切关乎政治正当性，正确利用公共舆论有利于促进政治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2.公开性特点

　　微博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用户准入门槛较低，用户数量庞大，因此具有非常广泛的受众面。微博的注册没有任何限制，只要将简单的个人信息填写完毕即可成功注册，成为微博平台的一员。微博平台如同一个“网络广场”，每一位微博用户既可以关注自己认识的人，也可以关注无任何交集的陌生人，扩大了个人的社交范围。个人动态的发布往往也是处于一种公开状态，能被熟识或不熟识的所浏览，因此加快了新闻话题的传播和讨论。微博平台可实现实时分享与互动，所以在传播时更可实时传达最新的思想，民众的信息接收速度也大幅提升。此外，微博用户可自由表达自身对新闻事件的看法，受众已加入信息生产行列，再也不是单一的信息接收者，探讨微博热门话题也更加接近“观点的自由市场”。微博将“把关人”的功能削弱，信息不仅可来源于官方机构，也可来源于普通民众，民众还可结合自身的喜好编排信息，将信息上传至微博，从而实现信息传播。微博对信息的把关相对较弱，信息传播管理环境过于宽松，导致很多不良信息在平台中肆意传播。一旦有公共事件发生，微博用户传播的积极性也将更高，所以公共事件在微博平台的讨论也愈加激烈，使其成为民众发表个人意见的中心平台。

　　3.非理性特点

　　公众舆论较为注重理性的讨论，且基本上都是面对面进行。而微博舆论的形成主要是以网络民众的情绪化表达为主，大部分都为匿名形式，也正因如此，微博平台才容易成为网络暴力的聚集地。哈贝马斯认为，公众只有在公开地讨论中才能完成相应的政治参与行为。尽管微博舆论当中包含了批判功能，但产生公众舆论的先决条件其并不具备。理性的网络公众舆论平台的形成离不开理性的公众讨论，此外还应构建相应的体制，完善公众对公共权力实践的监督。但目前微博舆论基本上都是非理性化的，舆论中不乏有谣言、侮辱、谩骂等内容。学者哈贝马斯提出，在政治参与及舆论讨论的过程中，公众都必须要以理性讨论为前提。虽然对于公众的主要阶层构成，哈贝马斯并未明确提及，但可以确定的是能够进行理性讨论的群体基本上都是素质较高，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精英人群。相比之下，虽然微博舆论构成的公共空间已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批评性功能，但并未明确限制参与者的身份范围，理性讨论及批评方式两方面也有着显著的差异。

　　4.意见领袖的影响

　　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曾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出“意见领袖”的概念。其明确提出大众传播的过程必然为媒介-意见领袖-受众。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同时，网民也逐步青睐于利用微博发表自己的意见，将信息与他人共享，也因此微博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日益显现。微博意见领袖主要以网络“大V”为主，其来自于政府、影视、文学、金融等各个领域，这些网络“大V”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其发布的相关信息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引发较大的粉丝效应。社会公共事件的舆情演变多由微博中的意见领袖所引导，其权威性及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而微博平台中的网民实际上并不属于一个集体，但一旦发生公共事件，网民不仅可以各抒己见，也可接收他人的反馈，大家在网络这个平台中共同讨论公共事件。所以，微博意见领袖以及其他网民发表的意见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思想，这种表达话语权分散的局面，可赋予网民相应的自由言论权，但同样也会使得个体意见变成群体意见，从而影响公共事件的发展。

　　五、结语

　　在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同时，信息传播的范围会逐渐得到拓宽，信息传播的速度也会变得愈加快速。但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却给人们在获取信息时的选择判断带来相应的挑战，要在短时间内寻找所需信息变得极为不易，人们难以准确判断信息的真伪，同时关键信息很容易被忽略。所以，网络公众舆论必须要朝正确的方向引导，把媒介议程设置的正面效用最大限度发挥出来。网络公众舆论若要切实成为可能，那么参与讨论的公众必须是理性且不带有成见的，此时公众需公正、理性地表达意见，需正确判断事实，这对网络公众整体有较高的要求。媒介发生改变后，舆论发生的主客体条件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提高了微博平台形成网络公众舆论的可能性。公众舆论在发展过程中易受到谣言冲击，也因此发展难度加大，这就需要相关部门正确引导网络公众舆论，强化监管，创设积极向上的舆论环境，促使新媒体时代的网络公众舆论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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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美）沃爾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233+12-14+57-58.

　　[3]陈晓东.李普曼的消极公众观——“公众”和“公众舆论”理性探讨[J].新闻研究导刊，2017，8（13）：17-18.

　　[4]（美）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5]冯珊.网络公共领域中微博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J].视听，2018（10）：129-130.

　　[6]韩露.微博舆论中公众情绪的表达与治理——评《微博情绪表达与舆论治理研究》[J].传媒，2018（24）：101-102.

　　[7]李明德，杨琳，李沙，史惠斌.新媒体时代公众舆论理性表达的影响因素、社会价值和实现路径分析[J].情报杂志，2017，36（9）：146-152.

　　[8]陈龙.Web2.0时代“草根传播”的民粹主义倾向[J].国际新闻界，2009（8）：76-80.

　　[9]姜红.舆论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读李普曼《公众舆论》笔记[J].新闻记者，2006（2）：84-85.

　　[10]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240.

　　[责任编辑：武典]

篇五：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摘要】理想状态中的公共话语,应对公民的普遍利益与国家的民主有所裨益,其对象是公共事务,其载体是大众媒介。数字媒体时代的公众拥有宽松的公共话语空间,但是公共话语却沿着背离其应然状态的方向走,表现出了种种异化现象。从哲学高度看,公共话语的异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异化,人性的弱点与网络双面性的结合,是公共话语异化的路径。因此,克服人性弱点、警惕数字技术的有限性、敬畏传统以及培养公民意识,是还原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基本对策。【关键词】数字媒体时代；公共空间；公共话语；异化一、问题的提出随着一国进入现代社会或者后现代社会,公民自由的问题便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公民自由最重要的议题便是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即公共话语空间存在的自由。围绕这一议题,思想家们展开了丰富而思辨的探讨。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穆勒,承袭了密尔顿、洛克自由派先驱的思想,强调思想言论的自由,以及人类认识的可错性。他们认为真理与谬误必须得到同等传播,因为“人类一见某事不再可疑就放弃思考,这种致命的倾向是其所犯一半的错误之根源。”[1]自从数字媒体时代来临,公共话语的空间逐渐由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世界,并凭借其优势,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意见充分自由竞争的场域,这一现象看起来似乎达到了自由派哲学家不让“既定观点昏昏沉睡”的目的。但事实并不是那么完美。若在自由意见市场(主要存在于互联网世界)上言说的大多是谬误、谣言,并且带有非理性与娱乐化的特点,那么真理的传播反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艰难了,那么这恰恰是与自由派先驱们所希望的真实的自由意见市场相背离的,而这正是当代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刚刚拉开的网络谣传者秦火火的审判序幕,正是对公共话语空间异态发展的提醒。在数字媒体时代,公共话语的生存空间前所未有的宽松,但是公共话语却出现了种种我们看来是异化的现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本文即对数字媒体时代公共话语的异化问题加以探析,试图从哲学的视角解析这一现象。二、公共话语的理论源流及其特点公共话语这一概念来源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不仅如此,其实哈贝马斯已经隐约指出了公共舆论、公共话语的特点:“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模式要求公众舆论与理性相一致,认为从客观上讲通过自然秩序或通过严密关注普遍利益的社会组织,可以把利益冲突与官僚决策降低到最低限度。”[2]依据哈贝马斯基于公共领域对于公共话语的解释,我们可以总结出在在公共领域发生的公共话语,应该具有这么几个特点:1、公共话语的主体原则上是所有人,但公共话语应具有理性、负责的特点,因此准确地说,合格的公共话语的主体应是成熟的公民。2、公共话语的实践方式是公民运用话语权参与有关公共问题的论辩,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3、公共话语的目的在于通过公民的言论与思想的交流砥砺,以达到沟通上下、促进社会信息流通、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障公共利益的效果,也即哈贝马斯所言,实现“对国家活动的民主的控制。”因此,公共话语就是人们聚集在非私人的公共领域所有言论与话语的内容、形式的总与。三、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我们把公共话语发生的场域叫做“公共话语空间”,它并不总是有条件存在的。公共话语空间是介于官方话语与个人之间的公共话语表达的场所,在专制政权的高压控制以及官方意识形态无缝灌输的情况下,公共话语空间几乎是不存在的。公共话语空间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一

　　个社会存在允许公众表达的缝隙,并且有承载这种表达的媒介。自从互联网技术在中国普及以来,我国的公共话语空间逐渐由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世界。在当代中国社会,一些学者甚至把数字技术的普及,视为公共话语空间生长的春天的来临。网络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意见表达与舆论监督的空间,在这个层面上,学者们对网络时代构建公共话语空间的乐观期待是不无道理的。然而,由于大众传媒的媚俗特点,在网络空间里泛滥的大多数信息,都披上了娱乐的外衣,正如尼尔·波兹曼断言的“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3]另外,在互联网世界行使充分自由表达权的,大多是平民大众,研究群体心理的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告诉我们,当生活轨迹迥异的大众在互联网世界合流后,由于大众总倾向于成为“乌合之众”,那么他们将以狂欢的形式,实现对话语权的重新主宰。他对群体成员的主要特点有精准的描述:“无意识的人格战胜了有意识的人格,开始支配人的感情与行动,而暗示与传染会让这些感情与行动都转为一个方向,倾向于把一些暗示概念立即变为事实。于是这些群体成员都成了一个玩偶,他们不受自己的意志支配,变成了另外一个他们自己都不熟悉的陌生人。”[4]网络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但超过某个边界,互联网世界上的公共话语空间就将变成公众颠覆传统、放纵自身的狂欢天堂,变成公众们非理性言论泛滥、社会责任感缺席、话题严重同质化的混乱场域,[5]而我们所描述的这些,恰恰是当今数字技术时代,我国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很明显,它是不符合哈贝马斯所规制的理想的公共话语状态的。所以,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我国公共话语空间的理想化、有效化发展并没有接踵而至,不仅如此,我们甚至目睹了公共话语正在背离其基本特点的现实场景: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发育的不健全,对公众的文化启蒙,尤其是政治启蒙的工作尚未做到位,因此徜徉在互联网世界发表观点的人,大多数不具有完备的公民素质。这样一来,毋论理性的、建设性的探讨公共事务,网民们更多地是扮演欢乐的不负责任的看客角色,发挥乌合之众的跟风功能,对大大小小的新闻事件、公共事务,或是拍手称快,或是义愤填膺,更有甚者,还形成了特有的“网络水军”现象,网民们在互联网天堂里,显现出了公众利用话语空间极尽娱乐之能事、不理性、不思考甚至暴力的一面；其次,公众利用公共话语空间进行的淋漓尽致的情感宣泄,就算称得上是对公共事务的“论辩”,就算最终达成了某种“共识”,但这“论辩”是混乱的,而“共识”更可能是可怕的。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由于公众舆论的过分参与,公众舆论中不理性因素逐渐占据主流,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为了“媚俗”与“代表大众发声”,最终导致了可怕的“媒介审判”。变了形的公共话语,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威力,让媒体倒戈,让司法失声。公共舆论与公共话语的边界在哪里,媒介利用与引导舆论的边界在哪里,这个案件留给我们的启示不可谓不重大；最后,在这样的公共话语场域中,即令有部分理性的公民的声音,也被强大的集体呼声淹没了,在狂热的民粹主义引导下的公共事务决策,通常不能对人们的公共生活有所裨益。至此,我们可以引出“异化”的概念以及公共话语的异化问题了。哲学上的异化指的是,当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这对立面变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自从青年马克思在其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异化劳动”一词来表现资本主义的邪恶,[6]“异化”一词便被学者们广泛引用,并不再局限于人的异化的表述,其所反映的实质内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异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与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将“异化”概念运用到本文探讨的数字媒体时代的公共话语上来,恰能总结当下公共话语的种种背离其本质特点与功能的表现。

篇六：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营造认知安全感：疫情背景下媒介建构的重

　　要命题

　　作者：喻国明朱天然陈宣妤张世文来源：《新闻论坛》2021年第01期

　　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威胁，不仅影响生命安全及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造成公众的集体焦虑与恐慌。社会面临着疫情战场的双重挑战：一方面是公共卫生场域中与新冠病毒的斗争——处理高风险传染病的预防及救治;另一方面是社会传播场域中与信息疫情（Infodemic）的博弈——应对虚假谣言的肆虐、安抚公众的不安情绪及整合面临失控的内容传播格局。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强调：“错误信息使卫生工作者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还转移了决策者的注意力，造成了混乱，向普通公众传递了恐惧。”面对公共危机，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消弭社会性的心理恐慌，营造更为健康有益的认知安全感，成为危机传播场景下主流媒介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

　　一、认知安全感：危机情境的风险感知

　　（一）认知安全感的基本内涵

　　认知安全感是个体在摆脱威胁情境或在受到保护时所体验到的情感，是维持个体生存不可缺少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个体想要得到安全、稳定和渴望受到保护，避免焦虑、恐惧等心理。简言之，安全感是公众基于社会安全形式作出基本判断与心理评价，本质上是一种危机情境的风险感知。作为人类最底层的需求之一，公众认知安全感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公共危机事件中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

　　媒介是个体信息感知与环境监测的重要载体，公众通过媒介建构的现实语境形成对安全感知与外在风险的综合评价。具体而言，一方面是公众通过依法享有的知情权而积累的社会信任度，另一方面是人类面对危机事件、重大灾难时自然流露的各类情绪的综合感知。因此，立足个体在其安全需要得以满足时内心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安全感并非是对于社会风险的直接投射，而是一种在相当程度上的主观感受。

　　一般而言，公众在面临社会风险时，出于对自身和他人安全的考虑而产生的一种担心、忧虑乃至惊恐的应激反应，在社会整体层面上往往导致出现过度关注、密集传播或集群行为的恐慌。这种社会心理反应是社会现实的一种折射，它既可能是由社会本身隐含的现实矛盾引发，也有可能是媒介过度传播的心理影响所致。媒介化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传播媒介塑造的拟态环境制约着人的认知和行为，进而对客观环境的认知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媒体对社会恐慌事件

　　的不当报道，会在相当程度上产生超乎恐慌事件自身带给人们的恐慌心理或现象，形成一種叠加的集体性恐慌情绪。

　　（二）信息疫情的安全感缺位

　　公共危机事件引发信息环境的恐慌与危机本身同等可怕。2003年SARS暴发后，卫生和危机传播专家戴维·罗特科普夫（DavidRothkopf）提出“信息疫情”的概念，一些事实，加上恐惧、猜测和谣言，被现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放大和传递，以与根本事实不匹配的方式影响了国家和国际经济、政治乃至安全的现象。2020年与新冠肺炎疫情同时暴发的失序信息传播带来了安全感的剥离，媒介场域中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造成社会恐慌的共振与混乱有目共睹。

　　主流媒介的使命是通过纾解公众恐慌、引导网民情绪，促进社会共识并营造安全感知。但疫情背景下，外在情景风险的复杂及信息传播秩序的混乱加剧了公众对于疫情的恐惧心理，解构安全感知。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风险治理的复杂性，加上社交媒体语境下社会信息流动的结构改变，圈层式、分布式传播进一步强化传播符号的混乱及意义的不确定性。传统主流媒体在复杂社会舆论中“压舱石”“定盘星”的效用面临着消解的压力，虚假信息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引发了公共信任危机，也为网络内外的恐慌和受众主体不安全感推波助澜，催化拟态环境中认知恐慌的形成与安全话语的解构。公众处于一种紧张、惊恐、压抑、茫然的不安全社会氛围中，迷失在失控的信息“漩涡”中。

　　二、认知建构：影响公众安全感的基本因素

　　传播场域的公众安全感具有感知评价的主观色彩及外在情境风险的客观属性，概言之，安全感是对外在情境风险客观因素的综合评价。调查表明，新冠疫情期间，受众接收、传播信息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减轻自身的恐惧，增强安全感。如果受众不能在公共的信息传播中获取对环境的必要反馈和正确认知，缺少对有效信息的把握，势必会加剧他们主观认知的恐慌感。

　　公众认知安全感的营造当然有赖于社会情境的改变及风险因素的降低与消失，但在疫情之下，传播媒介不能被动地等待和无所作为，而是要通过对传播形式、内容及环境的把握，依靠科学有效的信息传播，给受众更多的信息掌控权。具体而言，造成公众在危机事件中不安全感的传播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传播主体的失序：发布不及时、不透明、不准确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基于对事件发生发展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统一认识与行动的迫切性，信任的重要性凸显。公共空间的组织成员伴随着各类公共危机的发生、发展和解决的全过程。专业媒体作为疫情信息发布重要载体，在政府、组织与公众的双向互动中担负起信息连接的重要作用，是受众获得准确信息的关键渠道。政府、公共组织及专业媒体的公信力关乎着受众的风

　　险感知及对所接收信息的认可，进而影响公众安全感的得失。重大公共危机面前，失序的传播主体将加剧传播符号及意义的混乱，难以给公众强有力的安心剂。

　　信息的模糊与不确定性是安全感缺失的重要诱因，虚假无效的信息与有效应对决策的割裂则造成受众内心的恐慌。具体而言，若信息发布主体无法确保信息发布的及时有效，公众不可避免地会对危机事件自行揣测，造成谣言的产生并干扰正常的信息接收。信息发布的透明与否直接关系到受众对有效信息需求的满足与否，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信息传播主体的失序不仅影响个体信息感知的模糊，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社会风险的再生，构成媒介恐慌及社会不安的主观感受。

　　（二）信息过载的焦虑：过量负面信息的心理创伤

　　除失真、谣言构成“信息疫情”的影响外，媒体报道的信息过载也会加剧受众的不安全感。当公众处于一种信息接收超负荷的状态时，无法有效整合、组织及内化自己需要的信息，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事实上，在此次疫情中，一方面媒体报道的不足使公众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信息过载造成的信息混乱也会产生认知焦虑。一项疫情期间媒体暴露与公众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显示，媒体的暴露越高，GAD-7（广泛性焦虑指数）的得分越高。媒体暴露3小时以上受众焦虑的风险是媒体暴露1小时以内的1.3倍。由此可见，对媒体而言，不放过每一个事实真相固然重要，但也需要照顾到疫情发展每一阶段受众的心理承压程度。因此，媒体在危机事件的传播中在告知公众必要事实的同时，尤其要注重对受众情绪的纾解以及价值认同的构建，将信息过载对受众安全感的影响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

　　（三）社会传播结构的改变：从串联式到并联式

　　媒介技术革命对社会传统结构的改变加剧了传统媒体公信力的削弱，并放大社会共识的撕裂与恐慌不安的弥漫，撕裂与信任关系的丧失是现阶段的一个基本现实。大众传播时代是一种线性的、串联式的社会传播结构。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依赖于传统专业媒体，信息通过自上而下的传播渠道传递给受众，受众也可以通过组织方式形成自下而上的传播反馈机制。但在媒介技术变革的新媒体环境下，社会传播节点的增多打破了传统的串联式结构，“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形成了由多元传播主体构成的平等、去中心化、并联式的社会传播结构。

　　在并联式的社会传播结构中，各类人群发声渠道泛化，鱼龙混杂的信息因传播门槛的降低而汇聚于网络空间内，海量信息的泛滥带来“信息疫情”的流行扩散，加剧公众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互联网增强了人们连接的同时也为人群间建立了一道道“墙”，“墙内”空间的虚拟性与匿名性使得个人表达更容易摆脱社会角色关系的束缚和主流意见的牵制，呈现出个体情绪化特征。当疫情等负面信息介入时，极易使个体处于激动、亢奋、恐慌、盲从的精神状态之中，激发潜在的负面情绪宣泄与表达。

　　三、操作关键：公众认知安全感的营造路径

　　（一）信息公开：数据开放合作的众创模式，推进数据的社会化应用

　　官方来源是普通民众获取疫情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如出现内容错误、逻辑不清、反复更改，将会直接影响信息的可信程度与安全感知。一定程度上而言，此次疫情的蔓延是部分地方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而导致错过防控黄金期的恶果。此外，信息共享和使用渠道不畅直接导致了信息的流通和传播效果受限。因此，打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息“孤岛”，推进数据信息的开放共享，提高数据信息的利用和协调能力，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对促进信息高效传播具有重要价值，也是促进公众安全感提升的重要动因。

　　疫情数据是此次公共卫生危机信息传播的核心要素，更是满足公众安全需求的基本维度。疫情暴发以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各省市级政府纷纷启动疫情数据的信息公开工作，除了国家卫健委要求公布确诊、重症、疑似以及确诊病例发病时间、收治信息等基本情况外，各地疫情信息公开形式和程度不一，有的是文本形式的文件，有的是经过归纳分析的统计报告，有的是简单加工处理的可视化图表。对于普通公众而言，目前开放的数据不够清晰直观，受众在阅读和理解上存在一定难度;对于专业用户来说，数据的分析处理以及后续的开发利用过程也存在客观阻碍。

　　数据开放合作的众创模式是引入社会力量，对原始数据进行开发和利用，使其实现信息的再生产和再利用，实现原始数据价值利用的最优化和互动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以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实践为例，深圳疫情数据开放平台在“疫情数据开放”专题下开放了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供的疫情数据集。截至2020年7月8日，已上线了有关疫情的12个数据集，平台提供了每一个数据集文件下载、元数据、关联信息、数据项、数据预览、可视化分析、API详情、数据纠错等信息内容和服务功能，且每一个数据集以XML、RDF、CSV、JSON等可机读格式提供，方便专业用户分析使用。

　　通过开放原始数据吸引社会上的各种专业力量，为公众提供更优质多元的数据产品和利用资源。在信息开放过程中，受众的参与有利于其了解事实真相，帮助消除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恐慌与焦虑，压缩谣言传播空间。与此同时，受众参与式的满足感能够增强受众的自我防护意识，提升自我安全感。

　　（二）圈层合作：破圈行为下的话语渗透，促进不同群体的共识形成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极大地解构了传统主流媒介之于社会认知、社会舆论的“压舱石”“定盘星”作用，人们对于事实的认知与价值的认同自然而然地从人际关系的认同及情感、情绪的共振中去寻找新的“抓手”。信任是安全感建构的重要基石，传统主流话语的疫情报道与内容传播往往缺乏“关系-情感”的表达而无法深入人心。在“诉诸情感优于真相”的后真相传播环境中，不同社群及圈层中的意见领袖擅长事实和情感有机结合，进而引导社交平台的议题呈现及情感走向，在圈层内引起受众情感和情绪的共振，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和共识形成。因此，

　　提升公众的安全感应当充分适应情感传播的互联网场域，发挥不同圈层意见领袖的作用，以事实真相连接情感动员，促进群体的共识形成。

　　社交媒体时代的公众赋权推动舆论场内多元意见领袖的崛起，意见领袖不仅能够将信息和情感迅速传导到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中，还可能影响粉丝的认知水平和行为实践，实现圈层化的“二次传播”。但是不同圈层之间存在一定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只有打破圈层的固化，给予不同圈层宽松自由的话语空间，才能更有效地进行话语渗透和情感共振，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

　　身处信息爆炸时代，受众的时间和注意力被持续分散，相比“大而全”的传统主流媒体，受众更倾向于选择圈层内的意见领袖来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和身心安全需要。主流媒体与圈层内的意见领袖合作成为疫情有效信息传播和扩散的一条可行路径。如上海医生张文宏以其朴实、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话语，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认可，接受《新京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采访，在引导和稳定疫情舆论和提升公众安全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哔哩哔哩联合央视新闻在平台上线“抗击肺炎”频道，与新华网共同发起百位UP主联合发声的“抗击疫情，从我做起”行动，帮助用户从疫情动态、疫情现场探访、预防科普知识等多维度了解疫情，建立起良好心态，学习科学防疫知识。通过“软对话”的形式实现了不同圈层之间疫情信息、防疫宣传及科普的渗透，让受众更接近真相与事实，粉碎谣言的传播，促进其安全感的提升。

　　（三）技术赋能：遏制谣言的“病毒式传播”，强化社交平台信息治理

　　新媒體环境下，谣言的传播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接收对象匿名等特征，且通过对人们关注热点的把握，利用人们强烈的猎奇心理促使网络谣言的进一步传播。新冠病毒和“谣言病毒”的双重扩散让公众陷入不安与焦虑，公众的不安全感又反过来强化了自身对信息的渴求，谣言更是趁机“野蛮生长”。据美国皮尤（Pew）中心调查显示，社交平台等新媒体平台使得“没有任何可追溯信用及声名的个人用户在一些情况下可以达到像FoxNews，CNN或者NewYorkTimes同级别的阅读量”的态势。

　　（三）社会传播结构的改变：从串联式到并联式

　　在并联式的社会传播结构中，各类人群发声渠道泛化，鱼龙混杂的信息因传播门槛的降低而汇聚于网络空间内，海量信息的泛滥带来“信息疫情”的流行扩散，加剧公众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互联网增强了人们连接的同时也为人群间建立了一道道“墙”，“墙内”空间的虚拟性与匿名

　　性使得个人表达更容易摆脱社会角色关系的束缚和主流意见的牵制，呈现出个体情绪化特征。当疫情等负面信息介入时，极易使个体处于激动、亢奋、恐慌、盲从的精神状态之中，激发潜在的负面情绪宣泄与表达。

　　三、操作关键：公众认知安全感的营造路径

　　（一）信息公开：数据开放合作的众创模式，推进数据的社会化应用

　　（二）圈层合作：破圈行为下的话语渗透，促进不同群体的共识形成

　　（三）技术赋能：遏制谣言的“病毒式传播”，强化社交平台信息治理

　　新媒体环境下，谣言的传播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接收对象匿名等特征，且通过对人们关注热点的把握，利用人们强烈的猎奇心理促使网络谣言的进一步传播。新冠病毒和“谣言病毒”的双重扩散让公众陷入不安与焦虑，公众的不安全感又反过来强化了自身对信息的渴求，谣言更是趁机“野蛮生长”。据美国皮尤（Pew）中心调查显示，社交平台等新媒体平台使得“没有任何可追溯信用及声名的个人用户在一些情况下可以达到像FoxNews，CNN或者NewYorkTimes同级别的阅读量”的态势。

篇七：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利用新媒体创新大学生安全教育模式目录新媒体对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影响1尊重学生的话语权实现平等参与2新媒体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3完善大学生生命教育知识结构4拓宽大学生的思维方式5新媒体信息具有传播的自发性论点的分散性和内容的庞杂性等特点6容易导致学生荒废学业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进而可能引发自杀等现象7容易导致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减弱降低大学生群体归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现状1新媒体在大学生安全教育中得到充分利用2安全知识教育仍然流于说教形式3网络安全教育与线下安全教育活动联系不紧密4缺乏信息反馈机制和渠道5网络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新模式1利用新媒体平台丰富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内涵2利用新媒体平台提高大学生安全教育的主动性和自觉3利用新媒体平台丰富安全教育的形式实现线上与线下活动的无缝对接正文新媒体对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影响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新媒体的使用群体多样其中大学生是最主要的使用群体新媒体对大学生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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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新媒体创新大学生安全教育模式

　　作者：宗传鑫罗赣虹来源：《新媒体研究》2017年第02期

　　摘要随着新媒体的兴起，高等学校思政教育越来越重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而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是高校学生工作的底线，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首要工作，利用网络新媒体的开放性、灵活性、丰富性、即时性等特点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而利用新媒体不断创新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新模式成为高校管理中的重要课题。关键词新媒体；安全教育；新模式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360（2017）02-0050-021新媒体对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影响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新媒体的使用群体多样，其中大学生是最主要的使用群体，新媒体对大学生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1）尊重学生的话语权，实现平等参与。新媒体具有自主互动性，它的这一特点给大学生自主参与讨论交流提供了更多机会，可以更好地凸显大学生的平等参与意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的话语权也可以得到充分的尊重，其主体意识更是被充分调动和激发，认知能力及选择能力也得到锻炼。2）新媒体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这个平台具有广阔性、开放性，有助于开阔大学生的视野，同时提高大学生明辨是非的判断能力，从而形成开放的、兼容并包的思想观念。2008年北京高校大学生思想动态调查资料显示，69.6%的大学生把网络作为获取社会信息最主要的渠道[1]。3）完善大学生生命教育知识结构。在网络新媒体时代下，通过互联网，大学生可以及时、迅速掌握有关生命教育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自觉地完善相关知识结构体系。4）拓宽大学生的思维方式。网络新媒体信息更新迅速、信息量大，对大学生的信息搜索和筛选能力提出了挑战，大学生的相关能力得到提升，也将进一步提高大学生探索生命、思考人生的能力，从而珍惜生命。5）新媒体信息具有传播的自发性、论点的分散性和内容的庞杂性等特点，不利于统一监督和引导。部分大学生在一些社会问题或事关学生重大利益问题上容易出现思想偏差，在现实生活中又缺乏表达途径，他们往往容易通过一些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部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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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往往将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放大，将个人因素或个别不妥行为而导致的不当猜忌摆在台面，宣泄个人情绪，转发一些真实性与客观性存在偏差的热点问题，发表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不负责任的言论，散布一种片面的、偏激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论调。这些言论一旦形成舆情，就会在高校中形成不良的氛围，使大学生受到不良信息刺激，容易模糊他们的价值判断，引发他们对一些正确信念的怀疑。6）容易导致学生荒废学业，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进而可能引发自杀等现象。网络新时代对人的自制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一味沉溺于网络中，而不能有效、正确利用网络新媒体，可能导致虚度光阴，浪费生命。处在迅速成长阶段的大学生，其自我管理和控制能力相对较弱，很可能沉溺网络，尤其是一些网络游戏，从而荒废学业，继而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和生命安全问题。7）容易导致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减弱，降低大学生群体归属感。网络属于虚拟世界，虚拟世界与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存在一些差异，如果一味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很可能影响大学生对真实世界的适应能力，导致群体归属感的欠缺，从而容易导致心理脆弱，进而引发生命安全问题。2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现状1）新媒体在大学生安全教育中得到充分利用。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兴起，高校教育越来越重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目前，通过QQ、微信、微博、公众号等载体进行安全教育是高校开展安全教育的主要方式。很多高校不但有高校层面的新媒体平台，各个二级学院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新媒体平台，并精心维护，通过新媒体平台将安全教育认真传达给学生。各平台之间还逐渐形成了竞争机制，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学校、学院纷纷设立了专门机构并组织专门人员进行内容的挑选、更新，及时将安全知识传递给学生，并保证了内容的可读性、形式的多样性等。2）安全知识教育仍然流于说教形式。虽然安全知识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很多高校对利用新媒体开展安全教育流于形式，只是将平时的教育内容简单的通过网络传达给学生，缺乏对如何正确有效利用新媒体的思考，也没有对传达的内容进行精心挑选和深加工。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来自教师的关于安全信息的大量推送，有时反倒会引起学生的反感情绪。3）网络安全教育与线下安全教育活动联系不紧密。随着高校对新媒体越来越重视，新媒体平台在高校进行安全教育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高校把精力过多地集中于网络媒体，重视各种线上活动的开展，使得线下活动重视不足，线上线下活动联系不够紧密。线下活动是传统的安全教育方式，线上活动是新兴的安全教育方式，二者各有优势，均在高校安全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校在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进行安全教育的同时，要重视传统方式和活动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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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缺乏信息反馈机制和渠道。在通过新媒体进行安全教育的过程中，很多学校和学院只是简单地将知识传递给学生，而对学生是否认真学习和领悟到了安全教育的内涵缺乏检验机制。学生更多的是机械式地接收知识，而缺乏很好的沟通交流和反馈平台。虽然学生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表达自己的心声、意见和想法，但通过与不少学生的交谈可以发现，大部分学生很少选择通过平台发表意见，他们更愿意以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有的“懒得”通过这个平台来表达，有的觉得通过新媒体平台反馈意见没有安全感和实效性，有的还没有完全习惯这种方式。5）网络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近年来，网络诈骗现象越来越多，网络诈骗手段越来越多样，学生被骗事件发生得越来越频繁。通过新媒体进行大学生安全教育是为了提高大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但同时也给犯罪分子进行诈骗提供了新的途径。不少犯罪分子通过网络利用学生的善良骗取钱财。因此，高校在利用新媒体进行安全教育的同时，也要注意新媒体本身的漏洞，提高学生对网络诈骗的警惕意识。3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新模式利用网络新媒体进行大学生安全教育已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高校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不断探索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新模式，将大学生安全教育推上一个新的台阶。1）利用新媒体平台，丰富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内涵。利用新媒体进行大学生安全教育不是仅仅将新媒体作为传递安全信息的平台，而应在充分发挥其媒介作用的同时，提升大学生的安全意识，让大学生主动参与到网络安全教育中。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的开放性、灵活性、丰富性、即时性等特点，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活动，寓教于乐，在学生参与中传递安全教育知识。同时各高校可搭建新媒体安全教育平台，建立相应的评价竞争机制，根据访问量、转发量、学生参与度等不断进行平台的优化提升，而不仅仅将眼光局限于平台建设和信息发布，要对信息进行精选和升级，传递有意义的、正能量的信息，避免信息泛滥，引起学生反感，着力打造相应的安全教育网络精品项目，建立网络新媒体品牌平台。2）利用新媒体平台，提高大学生安全教育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安全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要帮助学生树立安全意识，提高安全警惕性。利用网络新媒体进行安全教育，除了重视信息的传递，更要重视学生对信息的吸收情况和学生的反馈意见，只有通过新媒体形成积极的互动机制，安全教育才能达到相应的效果。3）利用新媒体平台，丰富安全教育的形式，实现线上与线下活动的无缝对接。线下活动是传统的安全教育方式，线上活动是新兴的安全教育方式，二者各有优势，均在高校安全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校在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进行安全教育的同时，要重视传统方式和活动的作用的发挥。将线下活动做得丰富多彩，赢得学生的支持和喜爱，让学生在活动中得到良好的教育。同时，通过网络新媒体，对活动内容、效果等进行积极的宣传，将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将安全教育既有丰富的内容载体，又有良好的效果宣传，实现教育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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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的出现，一方面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新媒体形势下的大学生安全教育任重而道远，探索新媒体形势下的高校大学生安全教育模式是高校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高校要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平台，结合传统教育方式，丰富安全教育形势的内容，提升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同时，要注意预防新媒体本身带来的安全隐患，如网络诈骗等。不断提升大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培养全面发展的大学生。参考文献[1]刘燕，刘颖.高校网络舆情的特点及管理对策[J].思想教育研究，2009（4）：46-48.

篇八：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和提升公众安全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迅速行动起来针对现状及早部署查漏补缺明确重点综合施策确保今年两项测评取得好成二转变作风夯实基础倾力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刚才罗书记的工作部署中以及印发的文件中就提升廉政满意度明确了具式载体和方法然而抓好这项工作的关键在落实

　　公众安全感提升工作推进会讲话

　　同志们:

　　今年下半年全省党风廉政社会评价和第三季度公众安全感两项民意调查近期将全面启动;省委、市委、县委部署的严肃认真开展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目前也正在深入推进之中。今天,我们召开推进会,主要任务就是研究部署如何迎接好这两项民意调查,同时就开展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再动员、再部署。刚才、两位分管领导分别就提升公众安全感和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作了说明和解读。县委、县政府对**的工作非常关心和重视,今天,县委第九督导组肖明忠组长等各位领导出席会议,全程督导我乡工作的开展和落实,县政府邓卡昕副县长在百忙中亲临会议指导,并将作重要讲话,请大家认真抓好贯彻落实。下面,我先就我乡的党风廉政建设重点工作暨公众安全感提升工作讲五点意见。

　　一、肯定成绩,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公众安全感提升工作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乡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团结和带领全乡广大干群,奋勇拼搏,真抓实干,实现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较快发展。去年先后获得乡镇工作考核进位奖、开放型经济工作先进招商团、美丽乡村村点建设三等奖、信访工作“四无”先进乡镇、项目包装提报先进单位、改善办学条件工作先进单位、全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先进乡镇等22项荣誉。自来水、加油站、渠道斩杂清淤等惠民生的一件件实事好事相继办成办好。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乡党员干部、社会各界人士、“两代表一委员”和广大群众的关心呵护和鼎力支持,是全乡上下齐心协力、合谋共为的结果。

　　风清气正好扬帆,凝心聚力促振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系统工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是促进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干部作风转变的创新之举,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效的检验。其调查结果反

　　映的是一个地区整体工作状况,考量的是各级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体责任的情况,直接关乎我乡对外形象和经济社会发展。为了准确评价各级、各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成效,推动“两个责任”落到实处,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省纪委委托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一年两次以电话访问的方式开展不定期民意调查。下半年民意调查将从10月份开始,省民意调查专线号码为“0791-340”,希望大家在接到电话之时,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从有利于维护**乡对外形象出发,耐心接听,积极评价。公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是评价综治工作绩效,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社会治安状况好坏和辖区居民综合素质高低的“晴雨表”,它反映的是民心,体现的是民本,蕴含的是民生。可以说,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和公众安全感提升工作,既是检验我乡廉政和安全感现状,更是衡量我乡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态和民风淳朴的一个现状。我们要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提升公众安全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建设和谐平安**的现实需要。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和提升公众安全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迅速行动起来,针对现状,及早部署、查漏补缺、明确重点、综合施策,确保今年两项测评取得好成绩。

　　二、转变作风,夯实基础,倾力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在刚才罗书记的工作部署中,以及印发的文件中,就提升廉政满意度明确了具体的形式、载体和方法,然而抓好这项工作的关键在落实。现在,距全省新一轮电话测评已经进入倒计时,时间很紧,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要集中精力,加大宣传,勇于承担工作重任,出实招,求实效,树立**新形象。

　　一是要在落实领导责任上出实招。严格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单位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把做好社会评价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抓紧抓实。“一把手”是这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社会评价工作承担主体责任,党支部和乡直办主要领导要带头履行“一岗双责”,做到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作为直接责任人,要认真布局,周密安排,逐项落实。要从上到下逐级分解责任,实行领导干部分片把关,每个村委会、村小组都要明确责任分工,责任终端要延伸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居民、每一个干部职工,杜绝任何一个责任盲点。乡党委将成立3个巡回督导组,对各村委会、乡直办各单位社会评价工作的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对

　　工作不负责任、不抓不管,导致社会评价满意度低的,严肃追究责任,决不手软。

　　二是要在做好宣传引导上鼓实劲。在9月18日前,各村要召开村“两委”、党员和村小组长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正确引导群众客观公正地评价。采取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小组、小组干部包户的方式,进行拉地毯式走访,确保村不漏户、户不漏人。要通过深入走访,让每个人都知道省统计局民意调查电话号码为0791-340,知晓访问内容和受访要求,积极接受和配合电话调查。大家要一户不漏地认真发放《传承庐陵好风尚共建幸福新家园》宣传折页,耐心细致地宣传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的目的、意义、内容和要求;要利用宣传长廊、宣传橱窗、宣传栏张贴廉政宣传图片、廉政漫画、公开信、民意调查问卷等宣传内容;要在交通要道、广场、圩镇和单位院落等人口密集处悬挂公益广告和宣传横幅;每个行政村至少悬挂2条宣传标语,每个单位至少张贴2张宣传图片;要利用短信平台,不定期向所有手机用户发送党风廉政建设动态信息;中小学要采用“廉政讲堂”,宣传廉政知识,传递正能量。

　　三是要在解决群众诉求上办实事。充分发挥村组干部、党员干部、村民代表的作用,深入一线摸清基层实情,把准民生脉搏,建立“民情台账”,实行销号处理,帮助基层群众解决一些生产生活、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要把生活困难群众和贫困学子、孤寡老人等群体作为重点关注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结对帮扶活动,让群众感到温暖、看到希望,点点滴滴累积群众信任。要突出重点,主攻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做好重点单位、重点人群和重点事件的工作,确保全乡个体工商户和普通群众不漏1户,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和“两代表一委员”不漏1人。尤其是乡直办各单位要深入开展正面疏导,有效化解干部职工在工资福利待遇、职务职称晋升、岗位调整等问题中存在的消极情绪,正确对待个人得失,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支持、配合、接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

　　四是要在改进工作作风中求实效。要想在民意调查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就必须切实改进干部作风,在为群众办实事、为客商服务上下功夫。各村各乡直单位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要畅通信访举报渠道,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参加信访接待,经常深入挂点的村,深入基层群众,倾听民声、体察民情、集聚民智,认真协调落实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诉求,积极为老百姓解决关系其切身利益的问题;要坚持“治庸问责”常态化,下决心整治

　　“吃拿卡要”等乱作为、不作为现象,切实转变干部作风。

　　三、打防结合,务求实现,大力提升公众安全感和群众满意度

　　社会公众安全感测评实质是社会公众心理、心态的大调查,也是对党委、政府工作的大测评。影响其好坏的因素涉及到方方面面,有社会治安、干部作风、民生工程、心理期待等各种问题,涉及到每个阶层,所以提升公众安全感必须要全面动员、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在今年第一、二季度全县的公众安全感调查中,我乡排位靠后,为此,我们深感压力大、责任重。为切实巩固**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全乡上下必须精诚团结,合力共为,积极排查,全力化解各类矛盾,确保公众安全感测评满意度达标。

　　一是大宣传,确保人人参与。要以“反盗窃,双提升”百日专项治理工作为契机,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以展板现村组、电视进家庭、广播进村庄、络连世界、手册入万家、退赃惠民生等活动为载体,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确保群众人人参与。在降低发案率、提高破案率上下功夫,特别是要在遏制盗窃等侵财性案件发案态势上做,确保人民生命财产更加安全,人民群众更加安居乐业。积极回应群众呼声,坚持把打击“两抢一盗”、“黄赌毒”等各类违法犯罪作为提升公众安全感、群众满意度的首要任务。把影响公众安全感和群众满意度占比重较大的盗窃案件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打击和整治的重点领域,切实打出成效。重点对入室盗窃犯罪、“三车”盗窃犯罪、街面违法犯罪、盗窃农资、农产品和民生基础设施的犯罪开展打击整治,坚持从严、从快、从重处罚。充分发动全社会力量,形成打击合力,营造全社会打击违法犯罪的浓厚氛围。

　　二是大走访,摸清百姓诉求。前一阶段,由分管领导带队,各组织派出所民警、巡防员、驻村干部、以及村“两委”干部对辖区内的所有固定电话用户、盗窃案发生户和上访户等进行逐户上门进行了走访,并收集了意见建议,加强了政策宣传。但形势依然严峻,走访工作要实行常态化。走访时要善于沟通,善于听取群众诉求,善于疏导群众情绪,善于导向宣传,既要把群众的声音收集上来,又要让群众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心关爱。各村、乡直办各单位,就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因事大而难为,不因事小而不为,不因事多而忘为,始终把百姓记心间、把群众放心上。

　　三是大排查,化解群众矛盾。在全面走访的基础上,在全乡范围开展新一轮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行动,着力排查化解一批重大信访案件和矛盾纠纷,并对重大信访案件和矛盾纠纷实行领导包案、挂号督办,及时化解一批社会矛盾,解决一批上访问题,赢得基层和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对走访中收集的意见建议,指派专人进行梳理,并在大会上由主要领导进行交办,落实责任领导和具体人员,实行每周一汇报、每月一督查、季度总点评,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听、有人管、有人帮,尽量将矛盾化解在本乡。

　　四是大巡防,确保和谐平安。加强治安巡逻,提高见警率。充分发挥治安巡防员的作用,经常在全乡范围内开展治安巡逻,并做到全覆盖。同时,积极协调**派出所加强指导,由干警带班,加强集镇街道、偏远山村和县乡交界处等敏感地区的巡逻防控力度,切实减少偷盗案件的发生。加强科技防控。我们投资近5万元,对“天工程”原有的6个摄像头进行升级改造,并且新增3个摄像头,下步对县道沿线的村口将加装摄像头,进一步提升技防水平。加强社会联防。充分发挥“十户联防”、综治“大喇叭”的作用,健全“红袖标”队伍,组织各村群众夜晚自发加强巡逻,切实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营造人人都是治安员、处处都有警戒线的社会治安氛围,确保居民安全无忧。

　　四、明确责任,多措并举,深入推进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工程建设项目专项治理工作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全乡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顺利推进,开局良好。为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关于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成果,着力解决省委巡视组反馈问题和去年专项治理发现及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进一步严肃认真开展我乡党员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必须对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一是统一思想,高度重视。班子成员和各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和相关责任人,要充分认识这次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内容,切实部署和开展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活动。二是宣传发动,舆论监督。党员干部要深入村组广泛宣传和动员,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作用。三是严格要求,专项整治。扎实推进专项治理活动开展,通过自查自纠、专项治理和整改提高等步骤方法进行全面摸排,发现问题、查找原因、落实任务。领导干部存在违规插手干预建设项目问题的,要立即终止,并于10月31日前主动退出,主动向同级或上级党委、

　　纪委报告,主动将不当利益上交廉政账户。根据方案精神,在**年11月1日前主动自查自纠的,可依纪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理,其中,对个人谋利数额较小且能在规定时间内如实报告、如数上交的,可免于处理;在规定时间内拒不自查自纠的,一经发现,依纪依规从严处理。四是明确责任,强化落实。充分把握时间节点落实专人,全面落实有关要求,并把专项治理工作作为**年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五、强化领导,严格奖惩,下功夫确保两项民意调查工作取得实效

　　一要成立机构,高位推动,切实解决有人管、有人抓的问题。各村、乡直办各单位主要领导要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社会评价和第三季度公众安全感、群众满意度民意调查工作职责,要把这两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召开动员大会,制定工作方案,全面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二要完善奖惩,加强考核,切实解决有制度、规范抓的问题。县委、县政府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提升公众安全感和群众满意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完善奖惩,强化考核。第三季度开始,专门组建了由纪检、综治、统计等部门的测评工作组,共同组织开展全县公众安全感测评,并加强测评结果运用,将公众安全感和群众满意度测评情况与乡镇评先评优挂钩,公众安全感达99%以上且未发生重大案事件的予以表彰,公众安全感不达标的,取消当年综治评先;公众安全感不达标且居末位或年度内发生重大案事件的,综治考评不达标,并取消当年综合考核评先。同样,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不力的,乡里也采取取消评先评优资格、主要领导诫勉谈话甚至调整职务等措施。

　　三要加强调度,强化督导,切实解决有人督、出实效的问题。乡党委、政府组成3个巡回督导组从现在开始至明年3月底在全乡范围内定期不定期开展督导工作,确保工作常态推进。工作组将经常深入村委会、乡直办各单位,了解掌握工作推进情况,及时发现和指出相关单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发现问题不及时予以整改的单位和个人,要通报批评;凡对工作走过场、措施不落实,严重影响全县公众安全感测评的,坚决依据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同志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风廉政社会评价和第三季度公众安全感、群众满意度民意调查结果是人民群众评价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晴雨表”,是民心民意的“风向标”。我们要以维护**乡的荣誉、形象和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重,加倍努力、恪尽职守,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和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赢得人民群众对我们工作的理解、支持和肯定,为**今年再上一台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

篇九：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新媒体时代的反思

　　引言：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就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

　　念，并在新闻传播界引发了又一大浪潮。李普曼指出，人们了解的外部世界，并非是真正亲身接触的外部客观世界，而是经过媒体加工，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媒介环境”。所以，人们真正了解到的外部环境，是媒体亲手打造的，而人们却对此浑然不觉。媒介的发展经过远古时代的口语、文字，逐渐过渡到报纸、广播、电视的大众传播时代，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而如今，互联网的普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运用，迎来了21世纪新的“拟态环境”——新媒体时代。

　　一、新媒体对社会结构的宏观影响

　　1994年，我国进入了时代，出现了第一个网站——瀛海威网。随着微博、博客的出现，网民能够更加自由地获取信息和发布信息，人们拥有了更大的自我表达权，从此时代开始。现在，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即将迎来时代。1、新媒体进入通信领域

　　从早期的QQ，MSN，到现在的“讲短信”微信的出现和流行，传统的打电话、发短信的通讯形式被新媒体改变，人际传播的形式不再受时空局限。也正因为此，社会生活的节奏加快，移动中的传播成为生活常态，聚合移动中碎片化的时间成为新媒体发展的方向，“时时在线”的生活方式由此产生、兴起和发展。2、新媒体冲击着传统的新闻机制

　　传统的新闻生产机制以大众媒介为典型，即记者寻找新闻点，发回编辑部进行选择加工，之后通过各种媒体发布，向公众呈现。而在2011年，美国NPR的记者安迪-卡尔文首创了“众包”（crowd-searching）的新闻生产机制。他利用微博与世界各地的“公民记者”和网站“论坛博主”取得基于新媒体的联系，从而直接获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新闻，不仅如此，专业新闻记者在公民记者的协助下，对网络来源的新闻线索进行把关和考证，从而在保证真实性和时效性的前提下完成新闻创作。在这个过程中，记者和公众的界限变得模糊，公众和媒体的互动性大大加强。可以说，新媒体时代的“众包”新闻机制虽未成熟，但潜藏着巨

　　大的发展空间，象征着未来新闻业的发展走向。除了“众包”机制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导陈力丹教授撰文指出，新

　　闻报道在新媒体的影响下，“立体+时间”的新闻报道模式、新闻的游戏化和多媒体化也正在冲击着传统新闻模式。

　　二、新媒体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新媒体刷新了原来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身体的存在位置和时差不再是交流不可逾越的障碍，即使不在同一个地理空间、时间空间，新媒体依旧能为其实时交流做桥梁。一言以蔽之，新媒体能将不同时间空间的人聚集在同一个虚拟网络社区。但是这并不是对生活方式的最大影响，新媒体还可以将同一时间空间的人分割开来，手机、平板电脑的普及，让身体在一起的人处于不同的网络场景中。陈力丹指出：新媒体可以轻易打断正在进行的场景而导入新的场景，使社会交往模式成为非线性的、碎片化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当下家庭成员交流变少、学生上课玩手机走神等“在场的缺席”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媒体可以充分利用人们在移动中的碎片化时间，在新媒体的“伴随性”特征下，人们可以无时无刻阅读信息和发布信息，微信和微博便是例证。虽然时间的利用效率在新媒体的作用下大大提升，但是由此也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短小精悍的信息加以接收和发布，而对于篇幅较长的、内容深刻的文本信息日渐缺少与度的耐心。微博140字的发布内容、Qzone说说功能、微信朋友圈功能都说明了当今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

　　面对人们接受信息习惯的新改变，新媒体也在顺应这个趋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毛湛文指出：通过新媒体接收和处理信息的时间增加，随之而来的便是现实生活时间的减少，“时空压抑感”的概念由此产生。而面对时空压抑感，新媒体中各类软件如微博，以及网页出现了延续阅读时间的“收藏”功能，即遇到了需要接收的信息，却因为信息内容长度、主止信息就此流走，存放在自己的网络后台中以期过后再看。新媒体此种功能确实在一定程度观拖延习惯、其他事项的扰乱等等原因而不能及时接收，从而选择“收藏”或“标记”，防上缓解了人们的时空压抑感，顺应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但是主观的阅读习惯并不能由客观的某种功能彻底改变。收藏的信息随着时间的推进而累积，人们对于收藏的信息

　　产生了一种“追赶信息”的心理和习惯，“留着以后慢慢看”的心理给人们带来信息接收的安全感。从这个角度看，新媒体“收藏”功能的出现和应用，只是给人们带来了缓解时空压抑感的假象。

　　三、警惕媒介“异化”的消极影响

　　传播学概念的“异化”并非是变异、衍生和脱离，而是指人类创造了各种传播媒体，却被自己创造的媒介潜移默化地控制，让人越来越离不开原本是自己创造的媒体，成为媒体的奴隶。在新媒体时代，媒介异化作用更加突出。“拖延症”、“集体孤独”、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人的性格的分裂等等都是媒介异化作用的具体表现。

　　针对媒介异化作用，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早在20世纪上半叶，我国著名报学家戈公振就提出新闻学的学科重要性，之后不断经过后人的继承、坚持、发展、创新，加强媒介素养越来越被新闻传播学界重视。媒介素养针对社会上的一般大众，旨在加强公众对媒介的认识，以公众了解媒介属性及其积极消极影响为目的。

　　加强媒介素养，一方面要求“批判思维”，要保持对自身、对媒介的思考和质疑。另一方面要求“驾驭能力”，即不能把媒介看成生活的一切，抵制过度依赖媒介的情况。抵制媒介的异化作用，首先应从这两个方面开始。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前主编LeeRainie和加拿大社会学家BarryWellman在《网络化：新的社会操作系统》中提出了新媒介素养六大内容，即图像处理能力、导航能力、信息组织和联通能力、专注能力、怀疑精神和道德素养。其中的怀疑精神是我们尤其应该重视的内容。传播速度的本质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权力结构，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加强媒介素养，抵制异化作用，是当今每个人应重视的问题。

篇十：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浅谈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自由

　　摘要：新闻自由作为公众尤其是媒体人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媒介生态环境，一直以来都是备受热议和讨论的话题，随媒介技术发展而来的新媒体环境，给了新闻自由巨大的突破空间，人们可以通过更加多元的途径进行监督和表达。以互联网为突出代表的新媒体在表达公众意见方面，似乎展现出极大的自由和无穷的力量，推动着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深刻的改变着当今社会。但自由是把双刃剑，新闻自由的滥用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什么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在新媒体时代，更需要我们在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沿着一条健康合理的道路自由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新媒体时代、新闻自由

　　一、引言新闻自由作为公众尤其是媒体人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媒介生态环境，一直以来都是备受热议和讨论的话题，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人们可以通过更加多元的途径进行监督和表达。无论是传统媒体上关于新闻自由的专业表述、影像资料中关于新闻自由的话语表达，还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由特定事件引起的关于新闻自由的片段式与情绪化的书写，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公众关于中国新闻业的认知与想象。新媒体时代网络环境下新闻自由体现了许多新特点，在拓展了新闻自由的领域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如何正确面对和把握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自由，显得尤为重要。

　　二、新闻自由的概念1789年，法国议会通过了《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其中第十一章规定：“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交流乃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任何公民均享有言论、写作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限制内须担负滥用此项自由的责任。这是世界各国宪法中最早的关于新闻自由的表述。尽管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对新闻自由的表述和概念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新闻自由是公民通过合法渠道阐述自已观点和意见的自由权利，它是每个公民都应享有的权利。从法律上来说，新闻自由(也称新闻自由权)通常是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旨在保障和促进言论自由的发展与实现，也因其所属主体及权利目的的特殊性，新闻媒体比一般人众拥有更多的权利和义务。

　　三、新媒体时代下对新闻自由带来的积极影响新媒体的异军突起，为新闻自由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主要表现为媒介传播将更加公开化，在大众舆论的监督下，可以更好地促进司法的公正，与此同时，公众能够更加广泛地参与到公众事件中来，并能利用各种移动和媒体设备，随时随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打破了传统媒介的局限性。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两大支柱，是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司法公正需要新闻自由的监督，新闻媒体也需要司法公正作为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新闻传媒业的兴起，为扩大舆论监督的影响力，人们更多地借助于网络新闻媒体的力量发声。例如，新浪、搜狐等网站通过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来引起民众的更多关注和信赖，从而更好地发展。网络新闻媒体对事件审判进程的报道，是一种对事件审理公正度进行监督的过程，同时因新媒体的独特性可以更及时迅速地使司法活动置于公众视野之下，接受大众的监督，从而能够更好地促进司法公正。随着媒介的逐渐融合，新媒体时代下公众也能够充当“记者”，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他们可以利用相应的电子产品拍摄身边发生的新闻事件，以视频、图片或文字的形式发布到网络上，这种随时随地的记录、发布和传播，打破了只有专业记者才能够报道新闻的传统模式。同时，新闻信息的发布不再局限于主流媒体，每个公民都可以利用手中的电脑、手机等新媒体成为新闻的发布者，这使人们充分享受到了发布新闻自由的权利，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们

　　的言论自由，使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完善。新媒体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传统媒体的局限性和信息反馈渠道的狭窄性。

　　乐观者们这样赞誉新媒体和民问新闻:“互联网新闻传播推动了公民的信息权，包括对知情权的追求推动信息公开，话语空问扩展促进公众表达，监督权力的加强推进社会进步，官民对话渠道的建设激发公众参与”[彭兰、高钢:《中国互联网新闻传播结构、功能、效果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93-102页.]“空前自由的公共表达空间，公众中蕴含的话语力量由此小断释放出来”[马凌、蒋蕾编:《媒介化社会与当代中国》，上海：复日大学出版社，2011年，77-87页.]

　　四、负面影响自由是把双刃剑，过分的强调自由，所得到的往往不会是真正的自由。新闻自由的滥用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互联网信息的爆炸，可能导致国家利益受到损害。网络作为信息爆炸时代的重要产物，其发展日新月异，重要性不断提升，在传播活动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网络新闻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如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利用网络的自由性与开放性，侵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歪曲国家政策，破坏社会环境，给网络新闻发挥积极作用带来了极大的干扰。滥用新闻自由，会导致新闻失实和新闻侵权现象的发生，让我们处于可能被新闻伤害的环境中，新闻自由若不加以一定程度的法律限制，我们和社会就要为新闻自由付出代价，不要让新闻自由成为伤害国家及人民利益的一把尖刀。其次，表现在公众隐私权受到侵犯。新媒体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互动性，给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带来便捷，但同时也可能使部分当事人的隐私受到侵犯。每个人通过媒介发表的评论或观点都可能被暴露在公众面前，网民的联合互动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出新闻当事人，使其隐私权受到侵犯，从而给他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和恶劣的影响第三，虽然新媒体时代带来了公共舆论的空前繁荣，但也加剧了公众舆论的异化和分化。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自己身边发生的新闻事件，新闻发表更加自由，实现方式更加便捷，由于传播的双向互动性增强，因此对某一个事件的观点和看法会更加多元化，而这必然会导致分众化。意见的分众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主流观点的舆论引导作用，使得公众舆论的导向更加难以掌握。

　　五、新媒体时代下，新闻自由该何去何从世界上不存在无限制的自由，新闻自由亦是如此。新闻媒体的自由是需要“戴着镣铐跳舞的”。也就是说，新闻自由只有在一个合理的、可控的度的约束下，才能真正发挥效力。追求新闻自由，首先应该建立网络监管机制，加强新闻信息“把关人”的意识，分化把关权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把关人”起着决定继续或中止信息传递的作用。新媒体时代，在新闻发布、新闻报道逐渐自由化的情况下，新闻自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些问题：新闻的真实性有待考证，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犯。这些问题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造成了社会的混乱。随着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新闻的传播速度不断加快，使得一些虚假新闻快速蔓延，加大了制止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媒体应该加强新闻信息的“把关人”意识，对网络上公民发布的信息进行认真仔细的过滤和筛选，一方面考证新闻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要考虑到信息发布后所引起的一系列影响和后果，避免对新闻当事人以及对社会造成危害。其次，要加快推进新闻法的出台，以法律的形式来保障新闻自由合理有效的发展。新闻法是国家制定和颁布的、适用于各种新闻传播媒介的有关新闻采集、传播、出版、交流的法令规章。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相继出台了一些有关新闻自由的条例和办法，但是，新闻立法依然显得薄弱。因为“新闻”没有立法，社会的一些矛盾激化与“新闻”息息相关，有时甚至是因为“新闻”而成为社会的突发事件，影响了社会稳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闻传播速度之快，加剧了这样的不稳定性。所以，政府和相关立法部门要重视新闻立法，在制定新闻法的时候要充分借鉴其他国家新闻立法的成功经验，然后根据我国现阶段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把新闻立法摆上议程。政府部门与新闻主管部门要加强沟通，充分调研，及时收集社会各方的意见，在新闻立法上达成共识，尽快为“新闻”立法。新闻自由是普通公民的自由，新媒体时代使新闻自由有了更广阔的实现平台，但任何权利都有其行使的边界，新闻自由也不例外。在新媒体时代，如何正确地审视新闻自由、面对

　　新闻自由所产生的危机，显得十分重要。自由是新闻媒体追求的权利，也是新闻媒体在大的舆论环境下需要承担的责任，如何在有限的自由下寻找到最佳的新闻，最快捷地传播信息，是广大新闻工作者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参考文献：[1]郭艳.网络时代新闻价值的变化与延伸[J].新闻采编，2013（1）：41-42.[2]王敬东.全媒体时代下的新闻导向作用探究[J].新闻传播2014（4）：231.[3]邵卫科.试析网络时代的新闻自由[J].新闻传播，2013（9）：234.[4]彭兰、高钢:《中国互联网新闻传播结构、功能、效果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93-102页.[5]马凌、蒋蕾编:《媒介化社会与当代中国》，上海：复日大学出版社，2011年，7787页.[6]葛媛.浅析新媒体时代的网络新闻自由[J].新闻研究导刊，2016.7.[7]李岩江、素珍.若为自由故：新媒体时代关于新闻自由的话语表征与叙事建构[J].国际新闻界，2015.9.

篇十一：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P>　　从现在起到全省民意调查结束分局活动办公室督察及各单位督导员要加强检查督导如再发现弄虚作假问题的双倍扣分并取消单位评先创优资同志们提升群众安全感和对公安工作满意度是一项政治任务各单位要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全力做好攻坚冲刺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努力打造一个群众满意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确保今年我局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在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调度会上的讲话

　　在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调度会上的讲话11月28日，省厅将对各地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进行调查，我们要集中全部警力，利用这一周的时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最后阶段的冲刺，确保我局在省厅调查中取得一个较好的成绩。下面，我就进一步做好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工作再强调几点意见：一、肯定成绩，认清形势，进一步强化对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群众安全感和对公安机关满意度、“双评”、行风评议三项工作是检验公安工作成效的综合指标，不仅事关全区公安机关整体形象和整体荣誉，而且也是衡量和评估我区社会治安状况的重要依据。11月2日以来，各单位特别是各派出所的同志，按照分局要求，放弃休息时间，走村入户开展调查回访，做了大量的工作，调处了一批纠纷，并积极为群众做好事，受到了群众的好评。总的来说，成绩是突出的，效果是明显的。20天以来，各单位共电话回访群众5378人，发放调查问卷92454份，见面走访84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200余条，向群众发放安全防范宣传材料1XX0

　　训培技通沟患医参用守懂知到做规律法关相次其则原局讲够能养治悟觉身自高提面义主社国中平近真认髓精想思大九十会领刻深策政针方线路党持坚终始先首务任重强加把向一人本需作工求要时应适了为管和量观的新全起立树念理代现激式形种多取采。究研案个质素行进得心及笔文论育写撰老导引，累积录记、习学勤师教励鼓

　　份，上法制教育课5次。与此同时，我们的工作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近期，分局指挥中心、督察科和综合业务室的同志，采取电话抽查、实地暗访的形式，对各派出所开展工作情况进行了检查，情况很不乐观。一是大部分单位回访率为30%-50%，有的单位甚至低到24%，一半以上的群众表示没有收到问卷或者接到回访，实地暗访的情况更差。二是满意度抽查结果与各单位上报结果差异较大，满意度在90%以上的有3个派出所，在80%以上的有3个派出所，有1个派出所只有76%。实地暗访中，满意和基本满意度仅为%，多数群众表示对公安机关的工作不清楚。三是有的单位存在严重的弄虚作假问题。有的为了追求完成数量将1人的信息重复录入多次，或者将1户变多户，或者直接将回访调查明细复制1遍凑够人数了事；有的报上来的是电话回访的明细，但在分局调查时，电话却是空号；有的回访的案件或警情过少，一个派出所仅回访了十几起，九月份以前的都没有回访。目前，各兄弟县市的公安机关都在集中精力、采取各种措施搞回访调查，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是个动态指标，不进则退，工作稍有松劲，就会下滑。11月28日，省厅组织的民意调查就将开始，现在已经到了检验我们工作整体成效的关

　　键时刻，时间非常紧迫，形势非常严峻。因此，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强化对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重要性的认识，将这项工作作为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和首要工作，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强化组织领导和工作举措，确保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二、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全力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针对前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群众的反映，下步各单位要着力抓好个方面的工作，全面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要最大限度地进村入户走访。各单位要把今年以来涉事、涉案的群众以及辖区内的企业逐一进行梳理，摸清未回访的真实底数。包靠单位除保证正常工作外，其余民警全部到派出所帮助开展回访工作，集中警力尽快完成回访任务；特别是对已回访完毕，但群众明确表示不满意并有工作可做的，要带着工作措施上门走访，力争让群众满意；对已办好的二代证，要借入户走访之机开展送证上门活动，将温暖送到群众心中。同时，在走访过程中要确定一批特殊困难群众和孤寡老人，开展帮扶活动，进一步和谐警民关系。要最大限度地加强宣传工作。要充分利用络、电视、报刊、短信等手段，并充分利用入户走访的有利

　　时机，向群众宣传我局在维护社会稳定、打击防范违法犯罪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帮扶困难群众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力争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切实让群众看到公安机关在日常工作中付出的艰苦努力和辛勤汗水，全力争取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要最大限度地开展打击防范工作。本次调查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村内入室盗窃案件较多，小区和集市上电动车、摩托车经常被盗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着力强化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巡逻防范。治安大队防暴中队和各派出所要密切配合，突出案件高发时段，采取以警车巡逻为主，便衣蹲守和步巡为辅的方式，在案件高发区域、重点部位和主要街道进行巡逻，尽最大努力防范案件发生，提高群众见警率。二是强化打击力度。刑警要强化工作措施，加强对直接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侵财性案件的打击力度，力争尽快破获一批案件，遏制案件高发势头，努力提升群众安全感。三是强化联防联控。对案件高发的村庄小区，要组织指导保安队伍和义务巡逻队进行巡逻看护，发动群众开展邻里守望；对超市等门前易发生被盗案件的企事业单位，要强制其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对案件多发的公共娱乐场所、吧、游戏厅门前，

　　要尽快督促其建好电子监控系统，落实技防措施，减少案件发生。要最大限度地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派出所、户籍、出入境、消防等窗口单位，要认真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服务措施，在接待群众来访中，要坚持做到“五个一”，即：一张笑脸相迎，一把椅子让坐，一杯开水暖心，一片真诚办事，一句好话相送，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民警服务的热情。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逐件登记，耐心解答，并实行预约服务，想群众所想，急事急办。要把管理服务的过程作为扮靓窗口的过程，把服务群众的过程作为提升群众工作能力的过程，使办事群众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坚决杜绝“吃拿卡要”和“冷硬横推”现象的发生。一是通过入户走访，宣传安全防范常识，提示群众加强自我保护，同时让群众知晓我们为提升公众安全感一直在努力，以取得群众的理解、支持和信任，不断释放居民的情绪，排泄群众的不满，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最大限度地排查化解社会矛盾。各单位要把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解民怨、顺民心作为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走访过程中，特别要密切关注、及时掌握因干群矛盾、征地拆迁、劳资纠

　　纷、农民工“讨薪”和供暖等方面可能带来的不稳定事端，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活动，积极做好情绪疏导、矛盾化解工作，防止由此引发治安、刑事案件和群体性事件。要最大限度地规范公安民警的言行。全体公安民警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形象、事事都是形象”的理念，在接处警、执法执勤、服务群众过程中都要做到警容风纪严整，言行举止规范，工作高效，精气神十足。要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严格执行“五条禁令”，认真落实各项管理措施，最大限度杜绝民警违法违纪案事件的发生。需要强调的是，要高度重视舆论引导工作，既要因势利导组织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公安工作、树立公安形象，又要趋利避害，防微杜渐，密切保持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和联系，坚决防止涉警负面报道对群众安全感调查的冲击和影响，决不允许出现络媒体炒作事件。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利用社会力量。工作中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在充分发挥公安机关主体作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帮助我们开展工作。无论是维护稳定、走访调查，还是打击防范违法犯罪、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等，都要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

　　群众，集中全社会之智、运用全社会之力，提升公安机关的工作效能，使公安工作更加富有成效。另一方面，要坚持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各项公安工作。要把当前正在开展的“大走访，创满意”活动与即将开展的行风评议、双述双评活动结合起来，与维护稳定、打防控一体化建设、执法规范化建设、公安信息化建设和社区警务工作等结合起来，既突出重点，又以点带面，统筹兼顾，全面推进，使各项工作得以均衡发展。三、严格要求，落实责任，确保工作成效一是要充分发挥领导的带头作用。今年的全省公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即将开始，各位单位一把手头脑一定要清醒，思路一定要清晰，对内要结合辖区实际，对照自身存在问题，在现有阶段应该组织哪些活动，采取哪些措施，工作进展如何，心里一定要有数；对外要亲历亲为，亲自出面、亲自协调、亲自工作，积极向党委政府汇报，主动找相关部门协调，把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二是要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按照职责分工和层级负责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单位一把手、副职和民警在此项工作中的职责，制定这一周的工作计划，细化任务分工，使每个人能够清楚每天干什么，应该怎么

　　干，完成多少任务，完成的标准是什么，提高工作成效。三是加强工作调度。分局及各单位都要每天调度一次工作开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工作落实不力、成效不明显或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进行责任倒查追究，对有关人员作出相应处理。四是严厉查办工作敷衍、作风漂浮、弄虚作假等问题。本次调查、暗访成绩列入年终各派出所综合考评成绩，包靠单位与各派出所捆绑考核。对本次发现的严重弄虚作假的单位，在综合考评时加扣2分。从现在起到全省民意调查结束，分局活动办公室、督察及各单位督导员要加强检查督导，如再发现弄虚作假问题的，双倍扣分，并取消单位评先创优资格。同志们，提升群众安全感和对公安工作满意度是一项政治任务，各单位要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全力做好攻坚冲刺，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努力打造一个群众满意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确保今年我局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谢谢大家！

篇十二：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P>　　2021年在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工作会上的讲话文稿

　　同志们：

　　今天是x月x日，全省全市公众安全感与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很快就要开始，我们在这里召开全县迎接省市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推动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部署安排迎接省市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把“平安xx”建设向深入推动。

　　刚才，县公安局xx局长作了声明发言，xx同志作了典型发言，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xxx对我县迎接省市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进行了详细的部署安排。请大家务必根据xx书记的部署，根据职能责任抓紧抓实迎接省市安全感指数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保证实现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双提高”。接下来，我再强调了三点意见。

　　一、统一思维，提升认识，切实增强工作职责感与紧迫感

　　群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是衡量一项地方平安幸福指数的“晴雨表”，是对一项地方发展环境、执政能力与工作绩效的综合评价，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硬性指标。对于迎接省市安全感指数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大家一定要有深刻的认识。这是形势所需，是责任所系，是群众所盼。说形势所需是因为，群众安全感与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已经成为衡量一项地区社会治安状况与政法部门工作

　　状况的重要指标，也越来越被社会各界与各级领导所接受与重视，其它工作做得再好，群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上不去，就说明工作是没有得到群众认同的，是失职与不到位的。说是责任所系是因为，守土有责，保一方平安，是我们的政治职责，提高群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是我们的重要责任。我们必须责无旁贷地挑起担子，加强措施，不断提高群众安全感与政法机关满意率。说群众所盼是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公共安全问题企盼也越来越强，人们希望生命财产能得到有效保障，希望生活在安宁、安全、安定的环境。我们要把人民群众对平安的新期待作为工作的目标，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二、突出着重，综合施策，保证实现群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双提高

　　刚才，XX书记已经对迎接安全感指数与执法满意度调查作了非常详细的部署安排，我就不再阐述。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紧紧围绕提高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以雷霆万钧的力度开展“大行动”，严厉打击犯罪；以防患未然的态度抓好“大防控”，织密治安防线；以全面履盖的格局实施“大管控”，提高治理水平；以春风化雨的情怀推动“大调解”，化解矛盾纠纷；以细致入微的理念提供“大服务”，提升满意指数；以贴近群众的方式进行“大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三、强化领导，落实职责，为当好迎接省市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一要一把手挂帅，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明确职责，强化组织，精细管控，制定实施方案、阶段目标与工作规划，细化分解目标任务与工作措施，保证迎接安全感调查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各乡镇党委、政府、政法各部门与综治委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提供强有力的人财物保障，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充分调动各方热情，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共同当好平安建设工作的强大合力。要进一步落实职责，各乡镇党政主要领导、政法各部门、综治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挂帅、靠前指挥。各分管领导是直接职责人，要具体抓、深入抓。各级各部门要部署专人负责，抓好各种工作的落实。

　　二要细化任务，严格落实职责。县委政法委、县综治委已对各乡镇各部门的工作任务进行了职责细化分解，下达了刚性保证目标与力争目标，制定严格的考核奖惩措施。对工作滞后，严重影响全县安全感指数与执法满意度工作的，将兑现综治工作“一票否决”制。去年，市委办公厅室与市政府办公室印发《XX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职责制落实办法》，再个强调了对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力的领导干部实行一票否决。县政法委要组建高规格的督查机构，定期、不定期对各乡镇、各部门工作情况进行督查，每个督查后都要有督查通报与排名，特殊是要对督查的情况进行点评，指出存在的问题，对下步整改工作提出严格要求，并且要对督查后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各乡镇与有关部门也要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职责，将职责落实到具体部门与次人，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传递压力、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机制，保证实现既定目标任务。

　　三要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政法综治部门要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持续发扬连续作战的务实作风，始终保持政法队伍的良好形象，一如既往、一抓到底推动“双提高”工作。各乡镇办与县综治成员单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围绕“双提高”工作目标任务，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司其责、协调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其它各单位部门要结合自身工作现实，创新工作方法，落实工作措施，在责任范围内当好“双提高”工作，从而形成全县上下共同关注、共同参加“双提高”工作的强大合力。

　　同志们，提高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是一个民心项目，德政项目，意义重大。我们一定要发扬只争朝夕的精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从如今抓起，从细节抓起，仔细将各种工作任务落到实处，打好迎接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调查攻坚战，保证既定的目标顺利实现，为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篇十三：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P>　　消费者还是信息的创造者发布者可以自主地参与三新媒体发展消解了对外来错误思潮的抵御信息创造自由地进行交流讨论传播有关信息发表强度看法提出建议信息的传播模式由单向灌输模式转长期以来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变为一种双向互动模式环境的虚拟性使得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渗透活动从未停止渗透与反渗透歪曲的构建方式从直接的现场建构转化为虚拟的非现场与反歪曲斗争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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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新媒体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

　　作者：杨永志张艳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12年第06期

　　摘要：新媒体与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正面临着新的挑战。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根本是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志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减少多元文化中错误思潮的不利影响。在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着眼于新媒体管理的立法、意识形态安全各项措施的制定和落实，以及自觉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民群众思想进行有效引导。关键词：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互联网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6-0037-05新媒体（Newmedia）概念是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的。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和户外广告等传统媒体而言的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统称，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各种信息的新渠道。不管人们如何定义新媒体，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相对传统媒体而言它的功能、种类和作用方式在不断变化和延伸，并以互联网为核心从边缘走向主流。在新媒体日益成为各种思想文化交汇和意识形态较量重要平台的当下，如何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一、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及其安全的关联所谓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以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志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能否长期保持稳定，自身能否阻挡外来冲击、避免内部思想混乱的状态和能力。如果与现行社会制度相匹配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严峻挑战，仍能泰然处之，就属于意识形态安全；而当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在挑战中不能从容应对并存在解体的危险，就属于意识形态不安全。通常，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来自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在内部，意识形态安全关键在于有没有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体系与保持先进的传播体系；在外部，意识形态安全关键在于社会指导思想能不能在与其他思潮的较量中处于优势地位。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民族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防线，其实质是确保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作用，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地位。就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而言，根本标志在于无论错误思潮的冲击有多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仍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高度认同和自觉践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及其安全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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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存在技术性关联。新媒体建立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等现代新信息技术基础上，它主要是以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为基础，综合了网络技术、无线通讯技术、遥感技术、电子技术、宽带技术、卫星定位技术和智能技术等，是当代社会各种新科技成果的综合运用和充分体现。新媒体作为现代科技的结晶，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互动功能以及快速便捷特性、大众参与机制等，把新科技日益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影响着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定地位。马克思早就注意到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他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论述了自然科学通过技术与人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内在联系，认为“技术会揭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2]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范畴，但是科学技术发展对意识形态变化具有重大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其次，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存在信息性关联。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与意识形态最直接的联系是通过信息。在现代通信技术的基础上，各种思想文化信息、民主政治信息、社会生活信息以及那些捕风捉影或故意制造的虚假信息等，通过新媒体以声音、文字、图形、影像等复合形式呈现出来，并不受边界限制，实现全球覆盖。新媒体不利于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性关联如同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一是新媒体双向互动性使信息内容的片面性增强，易导致价值观念多元化；二是新媒体传播格局使大众参与性增强，易导致意识形态把关弱化；三是新媒体传播过程的„裂变式‟特征，易导致网络谣言生成和蔓延，从而严重影响现实社会的和谐稳定。”[3]具体来说，新媒体与意识形态作用机制是：“新媒体—各种价值观信息—社会意识形态”。由于新媒体对信息传播和渗透具有无以伦比的强大功能，各种价值观信息在新媒体时代如同一波接一波的浪潮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从而引发社会意识形态直接或潜移默化的变化。其中，正确、进步的观念能推动意识形态的完善和发展；错误、腐朽的观念可能导致原有价值观体系的崩溃。可见，新媒体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因其信息性关联，对社会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再次，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存在工具性关联。新媒体由于其特有的技术、信息性能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是促进人们解放思想、创新观念的利器。同时，新媒体也可能成为一些人改造他人价值观念的有效工具。以往，一些西方国家以传统媒体为手段，大肆宣传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借助媒体这种“软实力”和“巧实力”，试图按照其标准改造人类的精神世界。但由于传统媒体的局限性，使西化、分化手段的作用有限，用资产阶级理论体系统一世界的效果不甚明显。新媒体出现以后，许多人意识到利用新媒体各种性能和优势，可以大大提高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效率，获取更多的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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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玛莎·费丽莫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中和康多利萨·赖斯在《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中，认为保护意识形态安全就是保护国家利益。托尼·史密斯更是毫不掩饰地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外交政策最宏伟的目标就是将在海外推广民主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认为“美国的利益不可能轻易与其价值观割裂开来”。现任国务卿希拉里于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次发表“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明显地表达了美国政府把互联网等新媒体作为推进西方民主、政治渗透与和平演变的技术工具。二战后的美国历届政府也都把对外输出价值观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对新媒体寄予厚望，认为“因特网、无线网络、移动智能手机、卫星等技术，为促进民主人权提供了全新的机会，利用这类技术，能有效地把我们的信息传达给世界”。[4]当然，这种通过输出价值观来实现自身利益、不管他国利益包括意识形态安全的做法是有悖法理和道德的。二、新媒体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一）新媒体发展增加了对大众思想的引导难度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主要是通过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众传媒和社会各方面，这些场所和环境是相互衔接、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在这样的传播模式下，国家采取动员集体学习、集体收听收看、面对面地辅导讲授甚至直接对个人进行单独的思想教育等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教育，能够牢牢掌控舆论导向。这种传播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单向式的，执政党是信息的控制者、传播者，民众是信息的接受者，与这种传播模式相适应，逐渐形成了具有强制性的、集中统一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从而能较好地把握大众思想的发展动向。在新媒体时代，民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消费者，还是信息的创造者、发布者，可以自主地参与信息创造，自由地进行交流讨论，传播有关信息，发表看法，提出建议，信息的传播模式由单向灌输模式转变为一种双向互动模式，环境的虚拟性使得意识形态的构建方式从直接的现场建构转化为虚拟的非现场构建，原来以传统媒体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传播已经变为与多中心的、发散式的传播形态平行发展，出现了对议题跟进的新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对社会信息进行完全的管制，以前那种集中统一的、自上而下的信息管理模式受到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难度增大。（二）新媒体发展削弱了对社会舆论的控制力度传统媒体时代，意识形态构建者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不对称，意识形态构建者掌握着甚至垄断着相关的政治信息、理论信息、时政信息，是信息发布的主导者，普通大众在信息占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只能被动接受信息。所以在传统媒体时代，社会舆论受媒体技术的限制，很难形成“舆论浪潮”的冲击力，谣言的传播范围也会受到限制，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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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媒体时代，任何人或组织都可以从网络上获取信息，也可以通过新媒体发布各种真实或虚假的信息。新媒体的发展使普通群众有了充分的发言权和发表意见的场所，社会舆论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动员力量。但也不能否认，新媒体也有误导社会舆论、提供网络谣言滋生条件的弊端，无论以信息和言论发布为核心的自媒体微博，还是以“群”为中心的社交网络，都形成了一种虚拟的网络形态，随着虚拟环境的发展，网络谣言更容易滋生和传播，误导社会舆论走向。早在2008年胡锦涛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就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5]由于新媒体在信息传播速度、范围和深度等方面大大超越了传统媒体，相关部门对信息流动的控制难度增大，诸如谣言、错误理念、蛊惑性煽动性的反社会宣传以网络信息形式传播，更易为不明事理的群众所接受，从而引发人们的思想混乱，危及意识形态安全。（三）新媒体发展消解了对外来错误思潮的抵御强度长期以来，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意识形态渗透活动从未停止，渗透与反渗透、歪曲与反歪曲斗争交织在一起。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大肆炒作，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极力向我国推行他们那一套所谓的正确价值观体系。但是，在传统媒体为主导的时代，外来错误思潮信息受媒体自身条件的限制，无论是影响范围还是作用力度都较小。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国际间信息传播渠道越来越拓宽。“无国界”的信息流动在有助于我们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大量的错误思潮也纷纷涌入，冲击着我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志的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信息冗余常常伴随着知识的碎片化、追求的浮躁化、思考的表层化，从而削弱人们对价值观正确与否的判断力和选择性，极端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颓废主义等更容易被有些人所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抵御外来错误思潮冲击的强度受到消解。此外，以网络为核心的新媒体，其安全运行日益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因而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系统一旦被黑客攻击得逞而陷入瘫痪，实体经济和整个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神经系统”就将被破坏，从而使意识形态中的指挥中枢失去应有功能。毋庸讳言，在现代社会“拿起常规武器造反”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通过信息引爆社会混乱”，达到其某种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强大的网络优势中，却潜藏着最脆弱的网络环节。一旦重要的网络受到攻击，陷入瘫痪，整个国家安全就将面临崩溃的危险，其后果不亚于用原子弹直接轰炸一个国家的重要设施，甚至更为严重。”[6]所以，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也给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新的挑战。三、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着力点在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应将着力点放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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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在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任何挑战面前，只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地位没有动摇，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就有保障。从实践来看，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我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迫使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价值体系取而代之。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从来不畏挑战，它在与各种思潮的激烈交锋中不断发展壮大，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销蚀、破坏、解构的作用非常大。所以，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要防“明枪”，更需防“暗箭”，借助新媒体进行意识形态整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以科学思维和方法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元文化的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和深入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要对多元文化进行引领，处理好多样化的社会与一元化意识形态的关系、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吸收人类精神文明成果与抵御外来错误思潮的关系。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意识形态出现安全问题都源于大众在核心价值观上发生动摇和改变，导致这种动摇和改变的是在多元化思潮的冲击下，人们思想发生混乱，核心价值取向离散。在新媒体使信息传播“去中心化”、信息管理“把关人虚弱”的趋势下，发生思想混乱和核心价值观离散的风险将不断加大。所以，在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应采取“堵”、“疏”结合的方式。所谓“堵”，就是在划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界限的前提下，吹响反击各种错误思潮的“集结号”；所谓“疏”，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元文化进行自觉引领，扩大先进文化的影响范围，提高大众明辨是非的能力，以此实现思想统一和力量凝聚。（三）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提高对社会舆论的掌控能力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既需倚重技术，又要讲究艺术。各级党政部门，要提高信息化环境下的执政能力，运用新媒体创新社会管理，使各种新媒体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途径之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进入新媒体时代，言论闸口日渐拓宽，信息来源变多变杂，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言、猜想等裹挟在信息洪流中泥沙俱下，令舆论场的复杂性骤然增加，也给舆论场引导增添了难度。”[7]对于新媒体的舆论，我们既要重视，又不应片面迎合，而应区别对待，加强引导，依法管理。对新媒体发出的偏激言论、虚假信息给予坚决回击和充分揭露。同时，善于利用新媒体的信息优势，扫除社会瘴气，匡扶时代的正气。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具有“多对多”的特点。众声交汇的舆论场里，一些声音会在多点传播中不断向外辐射，如同池塘中的水波，越传越远，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要善于利用新媒体传播信息的“水波效应”，找到“共振频率”。所以，要探求新媒体传播规律，提高有关负责部门对社会舆论的掌控能力。（四）积极制定促进新媒体科学发展的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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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环境维护，需加强受众的“自律”和“他律”。所谓加强“自律”，就是提高受众的社会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自觉不信谣、不传谣。新媒体不应脱出法律与道德的空间，加强管理和言论自由之间没有非此即彼的对立，一个缺乏自律的行业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在新媒体时代，“受众越是变得„浮光掠影‟，媒体从业者越不能„捕风捉影‟和„哗众取宠‟，越是坚守新闻专业的守则，不轻信、不盲从，清醒、理智、冷静、踏踏实实做新闻。”[8]所谓加强“他律”，就是强化新媒体舆论的信息技术管理和法规建设，实施严格的技术监控，坚决打击利用新媒体散布谣言和各种违法违规的活动。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壮大执法队伍，健全执法体系，落实执法责任。德国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管理，就包括那些通过新媒体煽动极端的言行，如“纳粹主义、恐怖主义、种族主义、暴力以及儿童色情等黄色内容，自2003年以来，已有上千个媒体被检查处列为青少年不宜接触的媒体”。[9]类似的经验，我们应积极借鉴。（五）努力创新新媒体健康发展的管理体制机制从管理的角度看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一要在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互动叠加效应基础上，大力发展健康的新媒体，并使其发挥传播信息的主导作用；二要对新媒体进行积极地监控和管理，在管理主体上应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在管理方法上要“多管齐下”，在管理策略上要把“短、平、快”治理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在管理分工上要落实好有关部门的分级管理和属地管理责任；三是理顺经营者与管理者的关系，新媒体经营者最核心的诉求是发展环境，希望有关管理部门有比较清晰的政策预期，而管理者最关心的则是健康和安全的发展态势，要求新媒体完善信息制作和发布流程；四是要把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定位为国家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结合我国当前实际，使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的条件，同时也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全面竞争的重要平台；五是积极培养既懂意识形态工作艺术、又熟悉新媒体技术应用的新型人才队伍，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总之，我们必须认真应对新媒体对意识形态安全提出的挑战，积极认识新媒体技术要领，充分利用新媒体信息传播优势，努力探索新媒体与意识形态良性互动规律，确保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得以充分维护。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44.[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10.[3]曾长秋，聂智.虚拟社会的意识形态整合及其路径[N].人民日报，2012-07-05.[4]王更喜.美国输出价值观的“新武器”[N].人民日报，2012-03-23.[5]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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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黄永根.互联网与国家安全[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2）：18-20.[7]唐宋.如何驱逐“腐败猜想”[N].人民日报，2012-03-01.[8]陈家兴.化解媒体“眼球情结”[N].人民日报，2012-03-02.

篇十四：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P>　　新媒体带来的过多的碎片化的冗余而重复的信息从许多方面分解着人们有限的注意力资源进而不利于人自身的发展也为社会带来许多负面问题如不经证实而随意传播谣言如一边倒的舆论态势网络暴力等

　　浅谈新媒体时代下的注意力消解

　　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以往接收信息的方式，从对信息的单一接收变为双向传递，这种模式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本文就新媒体时代下公众注意力的消解为题简要探讨其具体表现。以此来解决如何在信息过载的新媒体情境下，将有效的注意力资源合理分配在有意义的事件上，更好地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

　　标签：新媒体；注意力；信息过载

　　一、概述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媒介状态。即相对于电视、广播、报纸杂志而言的新兴数字化媒体，如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等。新媒体传播方式方兴未艾，人们进入到新媒体时代，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随之发生了相应改变。

　　注意力是指人的心理活动指向和集中于某种事物的能力。人们在学习和工作中都必须集中注意力，才能高效率地完成手上的工作，但在现实生活中分散注意力的东西却很多。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各类纷繁复杂的信息，短视频平台的新视频推荐，直播中异彩纷呈的花样事件都无时不刻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并为之投人大量时间。有网友短视频平台快手戏称为“时间黑洞”，这表现了人们对以快手为例的新媒体媒介的上瘾程度之深，而这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则是新媒体时代下，人们注意力的消解。

　　二、注意力消解具体表现

　　注意力有四种特质，即注意的广度、注意的稳定性、注意的分配和注意的转移，通常以这四种特质作为判断一个人注意力好坏的标志。新媒体时代下公众注意力的分解也具体体现在一下四个方面。

　　注意力的广度。新媒体为人们提供了多渠道的信息获取来源，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方面来说，正是由于新媒体的出现，人们接收信息的渠道多样，大大拓宽了信息面和知识面，带来降低了学习成本、拓宽视野等好处。但另一方面，人们接收的信息过多反而出现了信息过载现象。即人类的记忆和信息处理能力都是有限的，但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所获取或接收的信息量总是远远高于其所能消费、承受或需要的信息量，大量冗余的信息严重干扰了其对相关有用信息的准确分析和正确选择。尤其是在互联网和新媒体高度发达的情境下，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如各类谣言经过微信朋友圈的病毒式转发，却很少有人将注意力放在辨别真伪上面。由此可见，新媒体时代虽然拓宽了注意力广度，却降低了注意力的有效度。

　　注意力的稳定性。新媒体时代下人们的注意力变得异常宝贵，而稳定性则尤为重要。由此催生了注意力经济，各类白媒体文章、营销方案层出不穷，其主要

　　目的就是吸引眼球，以此来吸引用户。但尽管一时出尽风头，随着热度消减，人们也就忘得一干二净。如将百度竞价排名推向舆论浪尖的魏则西事件，后续报道并没有持续多久就销声匿迹。从接受各类信息轰炸的公众角度来说，在长时间碎片化信息的轰炸之下，难以维持自身持久的注意力集中。很好的一个例子是新媒体带来的碎片化浅阅读的盛行导致人们很难精心研读一篇深度文章，传统媒体由此式微。如新京报转战新媒体市场之后，在微信的每一篇推送前都加上了“本文共xx字，阅读需要xx分钟”的字样。以此来告诉读者，这篇文章读起来是不费劲的。可见注意力本身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在新媒体时代下更受到冲击，公众无论是对于事件热点的追逐还是自身阅读能力或是对一件事情的专注度方面的能力都在下降。

　　注意力的分配。新媒体时代下公众注意力的消解还体现在注意力的分配问题上。一方面是将注意力分配在大部分无意义的事件上。手机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配置，走路，吃饭，工作，带孩子……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影响现代人玩手机。由此产生的危害在此不必赘述。但是手机吸引人们的究竟是什么？无疑是各类社交动态、直播、短视频，这占据了人们的大量时间。对于获取有效信息，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后果是人们将有效的注意力分配在了大部分的无关事项上，当真正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学习或工作任务来临之时，却没有了该有的注意力资源。另一点则是注意力分配的角度更狭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提供了不同的信息传达方式，新媒体打破了以往信息单向传播，受众被动传播的模式而转变了双向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受众能主动选择自己接受的信息并对之作出反馈。这样一来，受众接受的信息是进过自我筛选的信息，也即是说受众更容易接受和吸收白己感兴趣的信息。长此以往，人们的注意力则只会关注自己已知的事件上，再难以跳出舒适区接受新的不同类别的信息。

　　注意力的转移。新媒体时代下，人们不愿意错过任何一则信息，由于人类自身的群体属性不允许个体处于与他人不同的情境中，由此注意力很容易被其他事项转移。例如在摩拜创始人胡玮炜套现15亿之后出现刷爆各大社交媒体的爆款文章《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文章一出即刻引发热议。这正是由于文章的目标受众将自身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他人的成功之上，而忽视自身的努力奋斗过程或是现有的幸福，引发了社会大范围的焦虑。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了解更广泛的世界的技术手段，新媒体发展则提供了广阔平台。但在狂轰滥炸的信息洪流之下，人们往往容易忽视到底哪些才是白己真正应该关注的重点。新媒体时代催生的另一产业——水军，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公关公司雇佣水军在各大网站，贴吧，论坛等社交媒体发表与舆论不同的观点，进行“洗地”等公关行为，能够有效转变舆论焦点，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三、重塑注意力

　　注意力作为精神层面的力量，在其消解过程中难以被人们发觉。新媒体带来的过多的，碎片化的，冗余而重复的信息，从许多方面分解着人们有限的注意力资源，进而不利于人自身的发展，也为社会带来许多负面问题，如不经证实而随意传播谣言，如一边倒的舆论态势，网络暴力等。如何重塑注意力还需要公众自身的努力。

　　一是要克服浮躁心态，保持清醒。新媒體迅速发展，各类白媒体平台更是百花齐放。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丧文化大行其道。盲目接收过多的外界信息，容易造成信息过载，难以辨别信息焦点与真假，进而使白身处于焦虑、浮躁之中。要将自身的注意力转移到真正重要的事件上，需要自身心态平和，拒绝繁杂冗余的信息。

　　二是要合理分配注意力资源。新媒体时代下人与外界时刻联系在一起，各类碎片化信息拓宽信息面却也消解着注意力资源，所以在习惯于浅阅读的同时应和深度阅读、深度思考优势互补。以此发挥注意力的作用，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实现自我能力的提升，避免被纷杂的信息裹挟。

篇十五：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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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时代下公共议题的媒介与公众责任呈

　　现

　　作者：许子威来源：《传播力研究》2019年第21期

　　摘要：在新媒体时代，网络已然成为人们生存的重要空间，它既是媒体和公民传播信息、表达观点的重要渠道，也是媒体和公民责任呈现的重要平台。本文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报道为案例，探讨新媒体时代下公共议题的媒介功能与公众责任的呈现。分析发现媒体通过报道贫困地区与发达城市之间教育不公平现象，促使公众广泛讨论并构建帮扶贫困弱势群体的公共议题，从而实现大众媒介的“守望者”功能;而新媒体平台则提供了公众讨论的空间，使得公民责任意识觉醒、民意诉求彰显。

　　关键词：公共议题;网络参与;媒体责任

　　2018年12月13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微信公众号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冰点周刊》于12月12日发表，原题为《教育的水平线》）的报道讲述了248所贫困地区学校利用直播教学和成都七中的学生同步上课，从此改变了命运的故事，这篇文章直接击中了中国教育水平在地域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引起公众对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的关注。

　　虽然在短时间内完全解决贫困地区的教育不公平问题还难如人意，但是媒体和公众对此议题的关注和参与推动了社会及政府力量的进入，有效的促进了问题的解决。在由《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引发的网民讨论中，以新浪微博@新京报的一篇微博下的评论为例，此篇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微博转发量为5670次、评论量为4189条，其中一条“教育公平关乎国家发展，发展教育迫在眉睫”的评论达到180次点赞量，位于热评第三位，凸显出网民对解决当前教育不公平问题的急迫性和现实需要。还有部分网友通过评论为解决问题提供方案，如“希望可以区别收费，开通山区及贫困地区实施零收费”、“信息时代，让学生多接触新技术，同时可以享受好资源，是可以体现在思考在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至少是一项好的尝试”、“均衡教育，本应如此，需要国家投入”等，表明网民越来越期望可以为解决公共事务出言献策。

　　大众媒介是社会的瞭望者，具有传递信息，沟通社会的功能。一方面，媒体可以通过持续性跟进报道，通过媒体再现的方式，让公众多角度、多侧面去了解公共议题;另一方面，媒体通过报道新闻可以把政府、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连接起来，促进相关政策落实，共同解决重要的公共议题。

　　在这次对教育不公平问题的讨论中，便是由《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率先报道，立刻引来了国内对于教育公平问题的新一波关注。随后《新华社》、《光明日报》、《新京报》、《南方日报》等传统媒体都对该议题展开跟进报道，其报道主题也都指向了贫困地区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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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缺、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如《中国青年报》通过采访再现贫困地区学校的教育与成都市七中的教育差距，引发公众的情感共鸣，进而形成公众议题;《南方日报》则是发表评论文章直指“直播教育”没法完全抹平资源的鸿沟，也没法彻底代替政府的作用，政府及社会还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推进资源配置，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环境，呼吁政府完善相关政策。在此之后，教育部便针对教育不公平问题发布回应。媒体正是通过这种积极构建公共议题的方式传达社会现实，从而促成公众对于公众议题的讨论。

　　网络媒体平台的发展为公众参与议题的讨论提供了更广泛的空间。媒介通过诸如“微博热搜榜”、“知乎热榜”、“豆瓣热门”等形式来进行媒体议程属性设置，从而获取网民较高的议题关注度。在此次由《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一文所引发的对教育不公平问题的热议中，网络媒体平台直接推动了议题的发酵。微博、贴吧、豆瓣、知乎等平台都把《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作为讨论话题推到热门，在微博上#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话题讨论量达到2.8万、阅读量达9269.2万，在知乎热榜上以“《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是否真实反映了教育现状？网课直播是教育普及的出路吗？”为话题的讨论也达到了2万的讨论量，在微信朋友圈更是出现了集体刷屏的现象。社交媒体通过病毒式传播方式激起网民的讨论热情，从而将众多的参与者凝聚起来，便唤起公众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

　　在此次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讨论中，大多数网友评论能从小事撬起碰撞出大量建设性的观点，如提出解决教育公平的迫切要求、为解决问题提供方案等，这类评论一般都有较多人点赞和回复，形成了一种和谐、理性的公众讨论空间。但是有一些帖子表现出强烈的个体情绪化宣泄，这些偏见导致他们对“网络直播教学”表现出愤慨态度，如“大学录取分数全国各地是一样的吗？别又是山东河南最高”、“还是有些不懂的问题想要问老师，去问谁？老师全都下岗回家吧”等。一般情况下，这些言辞比较激烈的评论都不会收到回复或者点赞，但也不乏有些会被理性的言论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如“本校有老师的，名校资源只是辅助手段，你看不懂重点吧”、“不明白了，明明很好一件事，有的人就有办法让好事变坏事”，从这些评论来看，网络中个性的表达并不是都能得到普遍的赞同，反而会遭到理性言论的反击与批评。这也可以反映出，网络虽然是虚拟的，但是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问题上，网民自身作为社会成员也能在虚拟空间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自觉对网络中缺失和不足的信息进行纠正和补充，从而形成理性的网络公共舆论以促进事件的解决。

　　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虽然媒体及公众的责任意识逐渐增强，但是对于某一议题难以持久讨论的特点，导致责任感容易迅速转移。根据舆情数据统计（数据来源于知微见事），在由《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一文所引起的讨论中，网民对“教育公平”话题的关注只持续了5天左右，2018年12月16日达到讨论的最高峰，之后相关话题热度逐渐降低，12月20号左右已经很少有人再讨论“教育公平”的话题。可见，大众媒体每天的新闻报道会让用户目不暇接，再加上网络上充斥着海量的信息，前一刻传播的信息很快就会被更多新的信息所取代，人们很难对一件事情保持持久的注意力，这也直接造成了公众在某一件公共事务中责任意识难以延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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