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变迁问题考论4篇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变迁问题考论 中山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空间、历史与权力一一1949年以来沙湾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博士后：合作导师：流动站：专业：龚浩群周大鸣历史学流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变迁问题考论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变迁问题考论
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空间、历史与权力一一1949年以来沙湾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博士后：合作导师：流动站：专业：龚浩群周大鸣历史学流动站人类学2007年1月2日中文摘要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被动城市化群体的生存空间日益受到学者关注。本文试图将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与当代社会理论相结合，采取硐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以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为个案，描述和分析1949年以来伴随政治一经济过程当地社会所发生的空间格局的变迁，以及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权力机制和内在矛盾。本文的民族志部分以历史为线索，分别描写了1949年以前沙湾的空间格局、1949—1979年空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城镇空间的塑造。在1949年以后，生产空间、家居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城市化过程。作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所谓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不是普遍必然的，而是特定的社会转型条件下的产物，它需要从空间、历史和权力三个方面来进行把握。空间格局的中心与边缘、历史意识的延续与断裂，以及总体化权力与空间碎片化趋势之间的变动关系共同造就了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中的诸种矛盾。关键词：空间、历史、权力、城市化、社会与文化变迁
AbstractD uri ngtheprocessofm oderni zati oni nChi na, thel i vi ngspaceofthepassi ve—urbani zed grouphas recei ved m ore and m ore attenti on．Thi spapertri es tocom bi neanthropol ogi calresearch w i th soci al theory, descri be thechangeofspati alstructure i n Shaw an．w hi ch i s l ocated i n the suburb ofG uangzhou ci ty, and anal yzethe dom i nantpow er systemandthe i nteri or contradi cti on．Thi sethnographytel l s U S the l ocalspati alstructure before 1949，the soci al i st reform sofspati al structure from1949 to 1979，and the form ati on of m odem tow nspacesi nce1990s．After 1949，the l andsystem ，dom esti c spaceandpubl i c spacehavechangeddram ati cal l y, andhave i nfl uencedtheurbani zi ng processtoday．Thi spaper arguesthat i n theurbani zi ng process，theconfl i cts betw een tradi ti on andm oderni zati on or betw eencountryandci tyare not uni versal ，but thespeci fi coutcom eof soci al condi ti ons．The transform ati on betw een centre andperi phery, betw eenconti nui tyandbreak, or betw eentotal i zi ng pow erandspati al fragm entati on l eads todi versi tyofcontradi cti on i nm odemChi na．Key w ords：space；hi story；pow er；urbani zati on；soci al —cul tural change
第一部分导论一、引子：问题的提出2005年12月，我第一次来到广州市番禺区的沙湾镇，准备在这里做一个关于城市化研究的时野调查。沙湾刚刚被评为全国的历史文化名镇，同时又被列为广东省的中心镇，正在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我有点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个小镇的古貌新颜。公共汽车在宽阔的省道上拐了个弯，进入了沙湾镇的中心。首先见到的是一座黄、蓝相问的巨大建筑，这是镇文化站和电影院；街道两旁琳琅满目的服装店、手机店以及从店铺里传出的流行音乐让我感受到强烈的城镇氛围：店铺的上部大多是六七层高的商品房，它们基本上是九十年代后期的建筑风格，在小区的旁边有大大小小的超市和整洁宽敞的菜市场；在这条叫做中华大道的主干道上( 见照片：沙湾中华大道) ，还可以看到银行、邮局、电信局以及税务、建设委员会及国土资源办公室等镇政府的职能部门，在大道的中心点还有一个文化广场，这个只有3万常住人口的小镇在城市化的步伐上似乎比我想象的更成熟。等下了车，我发现在车站对面的一片开阔的场院里耸立着一座相当气派的十几层的大楼，大门口悬挂着“ 沙湾镇人民政府” 的牌子，走近了看，发现还有一块“ 全国示范镇” 的标志。可以说，沙湾的城市化面貌给了我相当的震撼。在我的家乡湖南，即使是一个县城也不见得像沙湾镇一样看上去既繁荣而又井然有序。凭着我的人类学情怀，我更想探访沙湾古镇的面貌，特别是想一睹远近闻名的何氏大宗祠。可我问路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当地人似乎不太懂我说的普通话，而我又听不懂粤语；问一些年轻人，他们却大多是外来务工者，对当地的人文景观并不熟悉。结果在镇中心的外围绕了一大圈之后，我不得不叫了一辆摩托车把
我送到目的地。其实大宗祠所在的老区与新城区是紧连着的，从镇政府大楼步行到大宗祠也不过是20分钟的路程。可是这段距离却让我跨越了两个不同的世界。老区罩保存完好的青石板路、遗留的水井、逼仄而弯曲的巷道、青砖瓦房( 见照片：俯瞰沙湾古镇1) 以及米铺、小吃铺、小卖部、裁缝店、皮匠店、香火铺等各种看上去有些杂乱的小商铺似乎是在诉说着一种旧时的生活方式，让我想象着在上上个世纪甚至更久远的时代这里的人们在怎样建设他们自己的生活。当我被摩托车带着在小巷穿梭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乘坐时间机器回到了从前。在这里空间延展了时间，这个小镇的两种面貌——古老的和现代的——的并置让我感受到两种时间维度，并使我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事实上，有关空间的实践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主题。大到城市规划建设，小到家庭内部的装修与陈设，对空间的改造无不渗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沙湾，1994年以后才建成了中华大道，此后曾经是一片片鱼塘和菜地的东区被建设成了新区，镇政府下属的沙湾房地产开发公司成为推进城市化的龙头，一个个楼盘被相继开发出来，大量的外来人口通过购房成为了具有沙湾户口的正式居民。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为城镇生活服务的机构也陆续从老区迁往新区，2004年镇政府大楼在中华大道东路落成，标志着新区彻底成为整个城镇的核心区域。与此同时，工业区的开发也曾经在1994年之后火极一时，小镇如今被各种工厂包围，这带来了大量资金和与本地人口数目相当的流动人口。相比之下，老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日益被边缘化，那罩的建筑呈现出青灰色，似乎与以红、蓝、黄、白等鲜明色彩为主调的新区有些格格不入。曾经辉煌一时的各种祠堂、庙宇虽然在近年来也恢复了部分活动，但是它们的活动此照片由沙湾文化站提供。2
规模和影响力还十分有限；老区的部分居民放弃了自己的庭院，在本地或市区购买了商品房，许多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房子被廉价出租给了外来工，老区因而成为了人员构成较为复杂的低消费区。不过，随着沙湾在2005年被文化部授予了“ 全国历史文化名镇” 的称号，镇政府开始着手利用老区的古建筑群进行旅游开发，关于“ 历史街区” 的初步规划已经出台。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老区将与新区或外界发生更多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在经过现代化改造之后成为更开放的“ 新的老区” 。面对沙湾这十几年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沙湾生活的人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他们如何去感受这剧烈转换的空间?在沙湾城市化的过程中，除了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 之外，还有那些因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哪些人按照什么图式设计和建设着一个新的城镇空间?沙湾在珠江三角洲的卫星城市网络中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它的历程具有怎样的代表性?这是我提出的一部分问题。而沙湾老区带给我的历史感又促使我提出另一部分的问题：过去的沙湾在珠江三角洲独特的经济形态中处于什么位置?解放前的土地制度、生产方式和经济水平对沙湾人的居住空间以及市镇的规模和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传统的风水观念、神灵信仰以及宗族势力如何影响到建筑形式和布局，并赋予物质空间以象征意义?传统的空间形式如何被改变，它们是否仍存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并在适当的时候通过他们的实践得以再现?最后，要将沙湾的过去和现在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我们必须把握和理解历史的转折点：解放后的土地改革完全改变了沙湾所有空间形态的制度基础，并对后续( 包括今天) 的一系列空间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代国家权力在所有改革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历史与现实。我所要开展的这项研究在拥有3万常住人口和3万流动人口的沙湾镇的中心区域进行。我在这里进行了三个多月的田野调查之后决定拓展原来关于城市化的研究框架，一方面，我将采用空间这一抽象的核心概念，而把土地制度，居住空间和城镇空间作为其中的三个维度进行考察，另一方面，我将做历时性的延伸，苯望把解放前、解放初期和1990年代作为三个时间坐标，对当地人的空I’ 日J 实践做历史性的回顾与现实的反思。经过调整之后，这项研究的难度超过了我的预期，
但我希望这样的设计将更有助于我们通过一个个案来理解身处其中的空间、历史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二、文献综述：人类学与社会理论视野中的空问问题如同时间和历史一样，空间和地方是构成人的存在的基本维度。同时，空间的划分和分配也是社会构成的重要机制。空J " BJ 不仅决定了个人的生活状态，空间结构也反应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空间和时间应当是社会科学研究当中的重要因素：“ 根据我们愿意推广什么样的空间和时间，就引申了什么样的政治承诺。我们是政治的作用者，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 。( 哈维1994[ 1990] ：74)人类学研究将关于空间的分类、设置及象征系统视作社会文化的建构，擅长于在微观的生活空间中捕捉人类社会的结构图式以及意义体系。如果说人类学侧重于对传统社会的研究，那么批判社会理论则侧重于对工业社会变迁的分析。自从西方进入晚期资本主义以来，随着时空压缩( ti m e．spacecom pressi on) 现象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被认为不仅仅是在空间中的生产，而其本身就成为了空l ’ 日J 的生产( Lefebvre 1991119741) ；政府和规划专家在社会空间的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要理解发生在当代世界的空间问题，既要体验生活空间中丰富的意义表现形式，也要将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放到大的社会制度中来进行诠释。如果将人类学对于地方性知识的细腻体验和批判社会理论的恢宏视野结合起来，将会使我们的经验研究既充分把握地方社会的特性，又能将地方社会放置在国家、市场乃至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中考察，从而达致“ 以小见大” 、“ 微言大义” 的学术品格。下面我将界定空间的定义，回顾人类学和批判社会理论中对于空间问题的具体论述，并探讨将二者结合起来所可能产生的新的研究路径。( 一) 空间是什么?给空间做出一个完整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这涉及到研究者自身对于存在的哲学理解。在这罩，笔者侧重于进行～种基于事实层次的描述性定义。黄应贵曾概括了空『日J 现象的六个方面，即：( 1) 空『BJ 是以自然的地理形式及人为所建构的环境为其基本要素及中介物；但这不是最终的，而是在其上依人的各种活动而有不断的建构结果。在这物质性4
空间上建构其他性质的空间，最常见的一种便是视空间为一种社会关系，这包括个人之间及集体之间的。( 2) 另一种空间的建构是视空间为“ 某种先验的非意识” 的认知架构，可应用到其他事物层面上而有共同的类比。( 3) 空间更可被视为宇宙观或一种象征。( 4) 空间更被建构为有如意识形态或政治经济条件。( 5) 空问更被视为文化习惯，包括文化的分类观念与个人的实践。( 6) 不同空『日J 建构是由人的活动( 及其文化意义) 与物质基础的相互结合运作的结果。( 黄应贵1995：9)实际上，以上六个方面可以总结为空间现象的三个层次：物质性空间、社会性空间以及宇宙化空间，它们分别指构成空『日J 现象的各种物质基础、在创造与利用物质性空间时所产生的社会活动以及人类基于世界观对空间所做出的想象和分类。因此，空问的本体论基础不仅仅在于物质性空间，更在于物质性空间与人的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是在社会理论的意义上使用“ 空间” 这一概念，具体到描述层面，本文将使用生存空间的范畴。生存空间可以大致分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公共( 交往) 空间，它们分别对应于土地、家庭和公共环境。( 二) 关于空间的人类学研究：家户与象征社会文化与建筑环境( bui l t envi ronm ent) 之间的关系性质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在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当中，家庭空间以及空间的象征意义受到特别的关注。1970年代以后，人类学研究开始与社会理论结合，建筑环境被纳入到更广阔的社会与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在早期的进化论与功能论研究中，建筑环境被认为包容、表达和强化了人类的集体行为，从而有利于维系作为整体的社会。例如摩尔根观察到，美洲印第安土著的房屋形式被设计用来容纳几个共同居住家庭的集体活动，使得相当多的家庭成员能够在一起共同生产与消费食物，这被看作是“ 原始共产主义” 实践的证据( 摩尔根1985) 。涂尔干与莫斯则关注通过赋予空问现象以意义而达成的社会分类过程( 涂尔干、莫斯2000119031) 。他们认为空『日J 的秩序，包括建筑环境不仅仅是以社会形
式为基础的分类的集体表象的产物，也是再生产社会形式自身的模式。( 涂尔干1999[1912])在关于爱斯基摩人的经典作品中，莫斯对建筑环境在不同层次的一一生态的、社会的和象征的——社会适应和整合中的作用进行了经典的民族志阐释。莫斯的根本兴趣在于为什么冬屋会更大，他认为这是为了容纳冬季的集体仪式。( M auss197911906】)如果说摩尔根强调空间所体...
篇二：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变迁问题考论
教育史1531 949年以来我国地方高校的历史变迁邓小泉( 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通226007)【摘要】1949年以来，我国地方高校相继经历了改造中的沉寂、跃进后的整顿、改革中的壮大和扩招中的勃兴等演进历程，发展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力量，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实现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关键词】1949年以来；地方高校；部委高校；办学体制；历史变迁【中图分类号】G 649．29【文章编号】1003～8418( 2015) oz—0153一03【文献标识码】A【D O I】10．13236／j -cnki ．j she．2015．02．047【作者简介】邓小泉( 1975一) ，男，江苏如皋人，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194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多次管理体制改革，每次改革都对地方高校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最终促进了地方高校的壮大和勃兴。一、在改造中沉寂( 1949～1956)1949年至1956年，我国高等教育领导和管理以中央为主，基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方高校。国家通过接管、接办和初步改造，把过去公私并存的高校逐步改造为统一的公立学校，建立了新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在新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的调整与建立中，地方高校总体处于沉寂状态。1950年5月5日，政务院颁布《各大行政区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全国高等学校除华北区由教育部直接领导外，其他各大区暂由各大区教育部或文教部代表教育部领导[ 1] 。《办法》特别强调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或文教部是“ 代表“ 教育部领导高校，不是自己直接举办、管理或领导高校，因而直接从政策上宣布了这一阶段地方高校的沉寂命运。三个月以后，大行政区教育机构“ 代表” 教育部领导高校的关系被修订为受“ 委托” “ 直接领导” 。1950年8月2日，政务院颁布《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规定“ 全国高等学校以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领导为原则” 。中央教育部对全国高校( 军事学校除外) 均负有领导责任；各大行政区教育部均有根据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领导本区高校的责任。华北区内高校，除已交由省政府领导者外，由中央教育部直接领导。其他各大行政区高校，暂由中央教育部委托各大行政区教育部直接领导。中央教育部得视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各地区高校收归中央教育部直接领导[ 2] 。此时强调的是加强中央对高校的领导，由“ 代表” 转为“ 委托” ，并没有为地方高校的发展带来生机。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关，原由大区机构管理的综合大学和工业、农业、财经、俄文等院校由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师范、林业、卫生、艺术、体育等院校改由高等教育部委托有关业务部门管理。其中若于师范、农业、药学等院校由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卫生部分别委托省、市人民政府管理[ 3] 。由此，教育部及其委托有关业务部门管理的部委高校成为主体，地方政府仍然是受中央部委的“ 委托” 管理高校，不具有独自举办的权力，但这种“ 委托” 关系为日后地方高校的起步打下了根基。二、在跃进后整顿( 1957～1976)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主张扩大地方的权力。随后，党的八大决定“ 适当扩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管理权限” 。地方政府开始逐步拥有部分高校的领导权，地方高校由此得到发展，并很快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这一时期的地方高校，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式迅速发展。一是中央部委高校下放地方，使地方高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1957年10月，高等教育部与农业部联合发出通知，将高等农业院校由农业部转交各省、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以省、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为主和农业部实行双重领导[ 4] 。12月，国务院又发出通知，将高等医药院校逐步下交省( 区、市)人民委员会领导。据此，卫生部决定除北京中医学万方数据154江苏高教2015年第2期院仍暂归卫生部直接领导外，其余的37所高等医药学院交由各所在省( 区、市) 人民委员会领导[ 5]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提出除了少数综合大学和某些专业学院仍由教育部或者中央有关部门直接领导外，其他的高校都可以下放，归各省( 区、市) 领导。据此，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将原来由中央领导的229所高等学校中的187所先后下放归地方领导[6]，下放率达81．6％。二是教育大跃进促进了地方高校的大发展。1958年全国发起了“ 大跃进” 运动，高等教育领域也不例外。1958年8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说：我国教育事业飞跃发展，地方新办高等学校达400余所，有些乡、社也搞起了科学研究工作，旧社会农民高不可攀的高等学校，已在农村中建立起来[ 7] 。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 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做到使全国的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我们将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事提高工作。” 由此，全国高校总数由1953年的181所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地方高校亦迅速发展。1959年全国共有高校841所，中央办的96所，省( 区、市) 办的421所，专署、市县办的342所∞]，地方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的88．6％。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超出了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能力，教育质量受到严重影响。1962年4月，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大幅度裁并高等学校特别是专科学校，逐步缩小保留下来的高等学校的规模。至1963年底，全国高校已压缩至407所，在校学生由96万人压缩至75万人，地方高校也相应大为收缩。在整顿高等教育的同时，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也开始了改革探索。1963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 试行草案) 》，明确“ 对高等学校实行统一领导，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制度” ，并对两级的分工作了具体规定。到1965年，全国共有434所高等学校，其中高教部直接管理34所，中央有关业务部门管理149所，省( 区、市) 管理251所，地方高校在数量上仍然占有优势。至此，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形成了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条块分别办学、分级管理的模式和格局。“ 文革” 时期，全国高等教育的实施总体以地方高校为主。1969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规定，除极少数高校仍由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少部分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外，其余全部下放地方领导。据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统计，原中央部属学校176所调整为131所，大部分高校包括北大、清华等都改由地方领导，只有6所院校由中央部门领导[ 9] 。三、在改革中壮大( 1977～1998)“ 文革” 结束以后，中央重新确立了对高等教育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地方高校也乘着改革的东风得到迅速发展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1979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关于建议重新颁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的报告》，对1963年的《决定( 试行草案) 》给予了肯定。与此同时，恢复与新建地方高校也同步展开。1978年地方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的57．4％。中心城市举办的高校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中成长起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中央部委对具体事务集中过多，对高校统得过死，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致使学校缺乏应有的主动性和活力。为此，国务院于1983年4月批转了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要求采取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种形式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倡大、中城市和大企业举办专科学校和短期职业大学，为本地区、本单位培养人才[ 1⋯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 实行中央、省( 自治区、直辖市) 、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 。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全国各地办高校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江苏、广东等沿海省份的中心城市开始积极兴办短期职业大学。截至1990年代中期，广东共设立( 包括改制、合并) 了11所中心城市举办的地方高校，辽宁23所，江苏14所[ 】1|。即便如此，地方高校所占比重的提高依旧进展缓慢。1985～1997年，地方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66％左右。部委高校下放地方促进了地方高校的壮大。1994年，《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高等教育逐步实行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体制；逐步扩大省级政府的教育决策权和统筹权，万方数据
高等教育史155将中央业务部门管理的部分高等学校转由省级政府管理或实行联合办学，鼓励有条件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中心城市办学，积极做好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审批权下放的试点工作。这次改革的方针是“ 共建、调整、合作、合并” ，改革的结果是将大多数高等学校的管理权下放到各省级政府。1997年全国尚有部委高校348所，1998年时已减至243所，此后更是进一步减少。而地方高校的数量则不断增加，由1997年的675所增至1998年的759所，其占比亦增至74．3％。这标志着地方高校壮大的时机已经来临。四、在扩招中勃兴( 1999～2013)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 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 ，从而开启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程，也推动了地方高校发展高潮的到来。为保证扩招任务的完成，国务院将设置专科学校的审批权下放地方政府。随即，各地将一批专科学校调整为高职学院，并将一些中专、中技、中职学校升格为高等职业学院，又新设了部分高校，由此开创了地方高校勃兴发展的新格局。在升格与新设两重举措的推动下，地方高校的数量和占比急剧攀升。2001年，全国地方高校总数为1114所，其占比也增至90．9％，达到历史最高峰。地方高校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支柱，承担了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任务。地方高校2011年的毕业生数、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占全国本科院校总数的94．5％、95％、94％[12|。自2002年开始，地方高校虽数量逐年增加，占比却呈逐年递减态势，主要原因是民办高校发展迅速。2008年，教育部对公办高校举办的独立学院进行整顿并将之归人民办高校之列，导致地方高校占比进一步降至66％左右。部委高校、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三足鼎立的局面巍然形成。但不可否认的是，地方高校依然是中国高校的主体部分。新时期地方高校的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职业院校占据半壁江山。根据教育部网站截至2013年6月21日公布的中国普通高校名单统计，在1661所地方高校中，职业院校高达872所，占地方高校总数的52．5％，充分反映了国家重视和加强高等职业教育的方针。二是区域分布不平衡。从经济地带分布看，东部11个省( 市) 的地方高校达714所，中部8个省有521所，而西部12个省( 区、市) 仅426所。从全国各省地方高校平均数来看，全国有15个省超过了平均数54所，西部仅有四川和陕西2省超过了平均数，而中部8省有7省超过了平均数，是地方高校的密集分布区。从地方高校占比来看，全国共有10个省( 区) 没有部委高校而全为地方高校，其中有7个省( 区) 为西部地区，说明地方高校撑起了西部高等教育的蓝天。三是办学规模发展迅速。我国地方高校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此进程中，高校规模急剧扩大。地方高校中的万人大学早已成为常见现象，各地的综合性大学在校生规模普遍高达3万人以上。四是办学条件受到较大限制。在地方高校办学规模迅猛发展的同时，教育经费的投入与教育资源的积累则又明显不足。不仅获得的教育经费不足、生均公用经费比部委高校要少很多，而且教学行政用房、科学仪器设备、学校藏书和学生宿舍等办学资源同样缺乏。地方高校普遍贷款举债办学。各地政府为地方高校化解债务多以控制发展、暂停新建为策略。五是办学质量显著提高。地方高校虽处地方，且在办学条件和经费投入方面遇到较大困难，但仍取得了骄人业绩，体现出较高的办学水平。更重要的是，“ 地方高水平大学是推进区域创新体系的核心，随着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一批地方高水平大学已成为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主要基地、基础研究的生力军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源头，成为区域创新建设的主力军” [ 1 3|。【参考文献】[ 1] [ 2] [ 3] [ 4] [ 5] [ 6] [ 9]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 [ M ]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17．24．118．204—205．208．220—Z21．428—429．[ 7] [ 10] 刘光．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事记( 1949～1987) [ M ]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37．420．[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统计资料简编( 1959年)[M ]．北京：教育部，1960．[11]刘晖，邹春艳．中国地方大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兼议高等教育发展的“ 中国模式” [J ]．高等教育研究，2010，(2)．[ 12] 唐景莉．2011计划对于地方高校意味着什么[ N ] ．中国教育报，2013一01一03．[ 13] 郭广生．建地方高水平大学提升教育整体质量[ N ] ．光明日报，2013一01—23．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I 12J ZD W 008) 。( 责任编辑顾冠华)万方数据
1949年以来我国地方高校的历史变迁1949年以来我国地方高校的历史变迁作者：邓小泉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通,226007刊名：江苏高教英文刊名：Jiangsu Higher Education年，卷(期)：
引用本文格式：邓小泉 1949年以来我国地方高校的历史变迁[期刊论文]-江苏高教 2015(2)2015(2)
篇三：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变迁问题考论
· 农村 · 农 民1
949 年以来 我 国农村权力结构变迁 问题考论 吴 玉 刚 (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郑州 450046)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村级组织体系历经多次重组，引起了村庄权力结构的重大变迁。在 村庄内部，乡村各权力主体对村级组织领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使村级组织成为村庄内权力互动的中心点，而村 级组织的重组，加速了乡村社会的权势转移和村庄 内部权力结构的重构；在村庄外部，村级组织是连接国家与分 散的农民的组织载体，有效加强了国家对农村的控制与治理。村级组织的存续兴废、组织建构、组织 目标、组织 管理方式等始终受国家和执政党宏观发展战略、制度和政策的主导。将村级组织作为权力主体，建立国家一村级 组织一农民的三重权力分析框架，成为深化乡村权力结构研究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村级组织；乡村权力结构；重组；嬗变
中图分类号i F" 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 — 7408(2015)O1— 0066 — 0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村级组织体系历经多 次重 组。新 的村级 组织一经建 立 ，组织 自身 便拥 有一定 的 权 力和 权威 ，进 而引起村庄权 力结构 的重大 变迁 。学术界 对于建国以来农村村级组织的研究，或侧重于纵向勾勒其 发展 轨迹 ，
或 重点 论 述不 同 历史 时 期村 级 组 织 的建 构 及 其性 质 、功能 。
其中 ，村庄权 力结构是指村 庄各主要 权力 主体之间模式化的互动关系~It
3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一 般从两种视角展开，“ 一是对村庄内部各个权力主体之间 的互动关 系进 行 研 究 ，二是 对 国 家 与村 庄 的关 系进 行 研 究。
” 而村级组织体系的重组与村庄权力结构变迁之间究 竟 有何关联? 对 此 ，学 术界 相关 研究 尚付 阙如 。鉴 于此 ，
与以上研究视 角不 同 ，本 文将在村治 中 占主导地 位的村 级 组织作为权力主体，从不同时期村级组织与村庄内部权 力 结构演变、国家一农 民关系建构之间的关联两个维度入 手，系统探讨建国以来村级组织与村庄权力结构 的变迁 ，
为克服 既有研 究 中存 在 的“ 关 于村 庄权 力结 构 的 内部研 究 与外部研 究相互脱 节 ” _2
的弊 端提供 新 的视 角 ，进 而增 进 对于 中国 乡村社会性 质、 乡村社会 结构及其 变迁的理 解。
一、 政权初建时期( 建国前后至 1954 年) ( 一) 政权初 建时期 的村 级组织 就村级组织自身的设置而言 ，政权初建时期的村级组 织主要包 括村政府和 农民协会 。
村政 府是建 国 前 后 中共 正 式 的农 村 基 层政 权 组 织 之 一。
解放 战争时期 ，中共在东北 、华北等 老解放 区较 早地 开展了土地改革，从而也较早地在农村进行基层政权建 设 ，建 立起 了对农村 的控制 ，东北 、华北 以及 内蒙 古 自治 区等地 的农村基层 政权 组 织是 村政 府。1950 年 12 月 ，政 务院颁布《 乡( 行政村 ) 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 和《乡(行 政村 )人民政府组织通则》 ，规定在全 国建立行政村与乡 作为一级地方政权机关，在土地改革未完成的地 区，乡农 民代表大会或乡农 民代表会议代行乡人 民代表会议 的职 权。不 过 ，在政 务 院 的这 两 个 通 则 颁 布 之前 ，中南 、西 南、西北等新解放区部分农村在建国前后已经分期分批推 行 了清 匪反 霸、减租减息 、土地改革 等改 革运 动 ，废 除 了
保 甲制 ，建立 了新的 乡政权 和行政村 村政 权 ，如 湖北 全省 1948 年设 有 乡镇 1276 个 ，其下分为 20，l 11 保 ( 1949 年数 字 ) ，经过合并或改组旧保甲，到 1950 年 5 月 ，全省组成 行政村 18，037 个。
1 954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 次 以国家根本 大法 的形式 ，正式规 定县 以下 的 乡、 民族 乡和镇为我国农村基层政权 ，撤销了行政村建制，村开始 改变其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 协会一直是中共发动和组织农民、改造乡村的重要组织载 体。建国初期的农民协会由两部分构成 ：一是由东北 、华 北等老区在解放 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 中的贫农团改 组 、整顿而 来 ，二是 中南、西南 、西 北等新 解放 区在 清 匪 反 霸、减租减 息、生产备 荒和土地 改革等 一 系列社会 改革 运动中发展了大批农民协会。由于土地改革、建立和巩固 农 村基层政 权、调整农村 阶级关 系及 构筑 反封建 统一 战线 的需要 ， _4
建 国初期 的农 民协 会 发展 迅猛 。为 了进 一 步发 动和组织农 民 ，规 范 各级 农 民协 会 的建 制 ，1950 年 7 月 14 日，政务院第 41 次政务会议通过了《 农民协会组织通 则》 ，对农民协会的性质、组成、结构、职能等作 出了规 定。在村级一般设农民协会 ，下设农协小组。1953 年，除 少数民族地区以外 ，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各地的乡
村政权普遍建立，农会的骨干大多转变为乡村干部 ，农民 协会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由村政府、农民协 会及 其领导下的农村 妇联、共青 一作者简介 ：吴玉刚( 1974 一) ，男，河南原阳人 ，河南职业技 术学院讲师 ，研 究方 向：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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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 农村 · 农民
团、民兵组织等其他新社会组织，构建了一套新的组织体 系，完全替代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乡村保 甲组织、宗族组 织、帮会组织和民间信仰组织构成的组织体系。
(二 )村级 组 织与村庄 内部 权力 结构 在村庄内部 ，村级组织成为乡村阶级差别的分水岭和 乡村权势转换的重要组织载体。从村政府和农民协会等村 级组织的领导者和组成者来看 ，以前处于农村社会阶层体 系底端的贫雇农及其他无产者在政治和经济上获益，成为 新组织的骨干和新的乡村精英，如河南省土地改革时，土 改工作队员在农村与贫雇农实行“ 三同” ( 同吃、同住、同 劳 动 ) ，访得苦 大仇深 、为 人正 派并 有 活 动能 力 的贫 雇农 作土改积极分子，由其以苦引苦串联贫雇农 ，组成农 民协 会的骨干 力量，并 由其 中优秀 的骨干分子建 立民兵 班、
排 ，掌握武器(红缨枪、土枪等) ，紧密团结中农 ，形成农 民阶级队伍的优势。
而地主、乡绅、富农则从农村社会 阶层体系的上层向下流动到农村社会的底层 ，被排斥在新 的村级组织之外。
( 三 )村级 组织与 国家一 农 民关 系
新村级组织成为构建新型国家与村庄、农民关系的组 织中介，有效加强 了中共和新兴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
“就 政权 与村庄 的关 系而言 ，土 地改 革和 税 率提 高 使 国家 政权 空前地 深入 自然村 。
旧 日的 国家政 权 、士 绅或 地 主、
农民的三角关系被新 的国家政权 与农 民的双边关系取代 了。
” 村级组织的创设过程本身就是共产党组织农民、深 入农村的过程，中共通过创建 自己掌控的村级组织第一次 将国家的权力延伸到了自然村。例如 ，农民协会的性质被 界定为 “农 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 ，但在土改工作 队深 入发动群众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工作队干部包办代替的情 形，如湖北黄冈的土改运动中，“ 工作 队不是当群众 的参 谋 ，而是当群众的司令员，这种情况则相当普遍” ，在 当 选代表 出席农代会时，圻春 × × 乡农民说 ：“ 我们是门客 掌钥匙 ，当家不做主。
” 农民协会的具体职能可谓包罗万 象，湖北枝江县土改时，农协领导会员开展了216 次大规 模的诉苦大会，控诉 511 个地 富、恶霸、土匪逼死人命、
霸占田产、强拉壮丁等 452 项罪行，甚至原乡人民政府工 作人员，需经农协会审查决定。
了建国初期中共政权及政党组织向农村扩张不够、下移不 深的局限，成为新旧交替之时有效沟通国家与乡村、农民 的渠道 ，有效地将高度分散的农民整体上纳入新兴国家的 控 制体 系 ，加强 了执政 党对农村 的社会控 制。
二 、合作化 时期 ( 1954 —1958 年 ) ( 一 ) 合作化 时期的村级 组织 合作化时期的村级组织主要包括行政村组织、互助 组 、合作社以及村党支部。乡镇是基层政权组织 ，乡镇不 直接干预农 民，其职能是组织生产合作 ，管理 文教 、卫 生、治安保卫、人民武装、民政、财粮、调解等，而村已 经改变其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合作社只是经济方面的组 织 ，这种组 织实行 多层级 多层次 的管理制 度。
自195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颁布之后 ，行政村 开始改变其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 ，只是作为乡人民政府的 可以说 ，农民协会弥补 下属机 构或 派 出机构 而 存在 。面积 较 大、居住 分 散 的 乡 ，
由一个或几个 自然村组成行政村 ，行政村下按自然村划定 居 民组。行政村 设村主任 1 人 ，副 主任 1 ～ 2 人 ，村 的正 、
副主任在乡人民代表中推选或由乡人 民政府委员兼任。辖 村不多的乡，乡长可兼乡政府所在地的村主任。村的主要 职责是在乡政府的领导下负责召开所辖地区的乡人民代表 及其他工作人 员的工作会议 ，讨论执行 乡人民政府的决 议 ，检 查执行情 况以及协 助 乡长处理 日常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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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组有临时性 、季节性的劳动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 两种基本形式。互助组里，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属于 农 民私有 ，农民根据需要组织起来进行劳动互助 ，土地的 产 出和 农业剩余 由农 民 自由支配 ，村 落的治理 方式 和 乡村 权 力结构 没有发 生变化 。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主要的特点是土地等主要生产 资料属 于农 民私 有 ，但可作 为股 份加入合 作社 再进 行收入 分配，农民收入由土地报酬和劳动工分两个部分构成。在 实践中，初级社的组建范围一般是自然村。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特点是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转 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社员集体 劳动，分配上取消土地报 酬，实行“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的分配原则，即以合作社 为分 配单位 ，合作社从 每年 的收入 中扣 除生产 费 用和 向国 家缴 纳 的税 金 ，留出一定数量 的生产基 金 、公 积金和 公益 金 ，余下的实物和现金再分配给社员。高级社的组建范围 般是行政村，每年高级社的户数不同，1 950 年为 32 户，
1953 年 137． 3 户 ，1956 年 246． 4 户 ，经 过 整 顿 后 ，1957 年 为 158． 7 户。
[ 。
] 此外 ，这一 时期 ，中共开始在合 作社和 行政 村建 立党 的基层组织。建国初期，中共农村支部只达到乡一级。合 作化 运 动 的推 行 ，使得 中 共 组 织 开 始 由 乡 向村 庄 延伸 ，
“ 合作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将党的支部 由行政 乡一 直延伸到村庄和生产单位。
” ¨ ( 二 ) 村级 组织与村 庄 内部权 力结构 在村级组织内部 ，组织成员的身份和社会关系都发生 了明显变化 ：首先，合作社成员在身份上逐渐形成社队干 部和普通社员两大群体 ，代替了土地改革时期多等级的身 份标签，社员的身份一定程度上掩盖 了农民之间的差异和 不平等。其次 ，合作化运动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 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农民由单家独户、分散个体经营转 向由集 体统 一安排 生产任务、集体 劳动、挣 工分 维持 生计 。
( 三 ) 村级组 织与 国家一 农 民关 系
将农民组织起来体现了国家整合 乡村社会的努力，为 国 家从 农村 吸取 资源 、在农村建 立计 划经 济体 制奠定 了坚 实的组织基础。通过合作化 、统购统销和 1958 年开始实 行的户籍制度 ，国家在农村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土改后形成的国家与农民的双边关系被新的国家、村 级组织与农民三方关系所取代，有利于国家从农村吸取资 源。这 可以从三个 方面体现 出来 ：其 一 ，从 农业 生产计 划 上来看 ，农村高级社化以后，高级社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 管理体制，农业生产从生产计划到农作物播种面积等基本 一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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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 农村 · 农民 被纳入 国家计 划 的轨道 。其 二 ，从 农产 品 的流 通 上来 看 ，
1953 年底实 行的统购统 销政 策 ，“ 从流 通组 织形 式 上和 渠 道上，形成了国家对农产品交换的垄断价格” ，“ 割断了农 民同市 场 的联 系，限制 了价值 规 律 对 农 业生 产 的 刺 激 ” 。
[1 o]1 1 4。其 三 ，从 农 民交 纳 农业 税 的 方 式来 看 ，土 改 后，农民向国家交纳农业税 (交公粮 )采取分户负担、分户 缴纳的方式，初级社时期改为分户负担、由社集中代交 ，
高级社时期则改为由社统一负担、统一交纳。合作社等村 级 组织的建立 ，为国家在农村 征收农 业税提供 了最强 有力 的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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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 民公 社时期 ( 1958 —1982 年 ) ( 一) 人 民公 社 时期 的村 级组 织 人 民公 社 时期政 社 合一 、党政 合 一 、政 经合 一 ，“ 农 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 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 单位。
” [1 31 61 6人民公社的初期规模，大约由 28 个农业生产 合作社合并而成，
l 平均每个公社 4600 多户，1962 年及 其后人 民公社 的范 围有 所调 整 ，但 直 到 1982 年人 民公社 废除前夕，全国54 ，352 个人 民公社中，人口在 l 万以上 的人民公社占6l ％ ，1万人以下的占39％。
l1 5]公社的组织 架构一般分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 ，村级组织框 架主要 由生产大 队、生产 队及 其管理 委员会 、党 组织 以及 贫下中农协会所构成，其中，党组织职责全能化 ，大队党 支部成 为村级 的一元权 力中心。
( 二 ) 村级组 织与村庄权 力结构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本来是生产管理组织，但是作为公 社 的下属组 织 ，必须接 受公社的集 中统一 领导 ，完成...
篇四：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变迁问题考论
/p>949年一 2008年我国 财政
支出的
变迁
以制度非均衡及变迁理论为分析框架 又
史海钧沉 刘晓凤 ( 湖北经济学院， 武汉 430205)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概念和分析框架，对 1949 年 一 2008 年近 60 年间中国财政 支出制度变迁作以系统的分析和阐述。研究发现财政支出演变至今仍存在 制度非均衡的一面， 亟待创新。
关键词 ：
财政支出
非均衡制度变迁中图分类号 ：
F812． 45 文献标志码 ：
A 博弈 文章编号 ：
1672— 9544(2009)0l一 0075— 06 依 据制度 变 迁理 论 ，制 度 安排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总是由起始时的均衡态势向非均衡态势 过渡的， 即均衡是暂时的， 而非均衡则是常态。
非均衡 的出现预示着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 。结合讨论的主 题一财政支出制度 ， 每次财政收支非均衡都会引起 财政支 出的重组。制度非 均衡 ( institutional non—
equilibrium) 及变迁理论构成 了本文的主要分析架 构。笔者将 1949年一 2008年以来的财政支出制度变 迁看作是由制度均衡到非均衡而引起变迁的过程。
一、“三年恢 复时期”的财政支 出改革 ( 一)强制性制度 变迁及其经济社会绩效 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
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 制度变迁。1950 年开始的财政支出改革是出于国家 意志的考虑 ， 具有强制的性质， 是强制性制度变迁。
财政支出改革从 1950 年开始 ，到 1952 年底 ，
国民经济得到完全恢复。这三年 中， 基本建设拨款 总和为 86． 21亿元 ， 占 3年财政支出总和的 23． 5％，
其 中重点是水利建设投资和铁路交通的投资。此 ①项怀诚：
《 中国财政通史( 当代卷)》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年 版 。第 22— 23页 。
外 ， 经济建设投资 、 文教卫生科学事业投资 ， 以及社会 救济等投资的总和 ， 占三年财政支出总和的 40％① 。
而且财政支出改革也产生 了一定的社会效应。这种 社会效应主要表现在人民政治地位 的提高， 从而使 国家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政治支持 ， 同时也降低 了统 财政支出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
( 二 )财政支出改革后制度安排的非均衡 虽然当时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已达到并超过了解 放前的最高水平 ， 但因为基础太差 ， 仍然还是一个贫 穷落后的农业国。
由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所取得的成 绩， 并不能满足中央主要领导人要在短时期内建设一 个能赶超英美的工业化国家的伟大理想 ， 因此从某种 意义上说， 现存的财政支出制度安排相对于当时的战 略设想已经显得非均衡了， 这也就昭示着又一次制度 变迁的到来。当国家意志改变的时候， 财政支出制度 就必须改变。这一点正为诺斯所言中， 作为一个暴力 潜能的垄断组织 ， 当然可以改变正式制度。
一二、 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支出制度安排 根据对制度变迁的分类和界说 ， 从战时的财政支 出制度安排向平时的财政支出制度安排的变迁 ， 是伴 地方财政研究／ 2009． 1 ／ 第1期 75
史海钧沉 随着政治运动 、 意识形态的不断深入而进行的 ， 是 出 于国家意志考虑的， 因而是强制性制度变迁。
( 一 )计 划经 济时期 的制度 环境 诺斯及其合作者戴维斯在《 制度变迁和美 国经 济增长》 一书中， 将制度环境定义为一 系列用来建 立生产 、 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 的政治 、 社会和法 律基础准则。将这一概念和本文所关心的主题—— 1949 年以来的财政支出制度变迁联系起来 ， 笔者将 意识形态 、 经典 马克思主义关于财政的思想 、 重工 业的制度安排 、 租金最大化 的制度安排 、 统购统销 的制度安排 、 国家对社会的干预 、 城 乡对立 的二元 社会结构 以及统治者的有界理性 、政治偏好等 ， 视 为 1949 年 以来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财政支出制度 变迁的制度环境。这些制度环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 ， 促进 了某种财政支出形式 的形成 ， 也 同时成为 财政支出制度变迁的条件。
( 二 )计划经济时期财政 支出的演变过程 1． 工业为投资重点。“一五”时期( 1953 年一 1957 年) ，在财政支出方面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主要表现 为以工业为投资重点 ， 为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体 系而努力。在“一五”时期 ， 原定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基 本建设投资额为 427． 4 亿元，实际完成 588． 47亿元 ，
属于财政拨款的有 506． 44 亿元。
在基本建设中， 主要 投资于工业。五年内新建和扩建了大量工业企业 ， 新 增固定资产达 492． 18亿元， 国家财政又增拨 102． 5亿 元 ， 流动资金工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
2． 基本建设投资放开。
1958年 4 月 5 日中共中 央发出《 关于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 ， 放松了国家 对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 目的审查管理。对地方兴办 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 目， 除了提出简要的计划任 务书报送中央批准外 ， 其它设计和预算文件一律由 省、 市 、 自治区审查批准。某些与中央企业没有协作 关系 、产品不需全国平衡的限额以上建设项 目， 其 计划任务书也可以经省 、 市、 自治区批准 ， 再报送 中 央有关部门备案。限额 以下项 目， 完全由地方 自行 ①1964 年到 1980 年 ， 在中国中西部的 l3 个省 、 自治区进行了一场 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 、 科技 、 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 ，
史称三线建设。
②【 美】
道格拉斯·c ·诺思：
《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 上海三联书店 1991年版 ， 第 20 页。
决定 。同年 7 月 ， 中央又提 出对地方基本建设投资 实行包干制度 ， 允许在包干范围内， 地方只要有钱 ，
就拥有投资权 。
3． 大搞三线建设① 。由于“文革” 中左倾思想的 影响和对 国际局势过于严重的估计 ， 投人了大量 的 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三线建设。1965 年一 1975 年 的 11年间国家重工业投资累计为 1455． 7 亿元 ， 占
基建投资总额的 49． 9％， 占工业基建投资的 90． 5％，
其中仅国防工业就达 250 亿元左右 ， 并且在重点建 设 的项 目中， 国防军工占了很大比重。
4． 财政支出“洋跃进” 。在粉碎 “四人帮” 以后 ，
人们迫切希望加快生产建设的步伐。但是， 过多的
基本建设投资使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 造成物 资的不平衡 ， 财政收支的不平衡 ， 进一步挤 压了市 场和人 民生活 ， 造成重大比例关系失调 ， 加剧 了财 经隐患， 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
( 三)财政 支出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 1． 诺斯理论 的怪 圈：财政支出的越位与缺位。
“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 经济衰退的根源”② ， 我们称这种现象为诺斯理论的怪 圈。
财政支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打破了政府与企业、
个人的界限， 混淆了社会公共需求与企业 、 个人需要 的差别 ， 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个人消费需求， 使人民群 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 影响了人民群 众的劳动生产积极I生，超越了财政资金分配的范围，
从而导致财政分配中“缺位”、 “越位”并存 、 分配秩序 混乱和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
2． 财政支出的低效率。阿莱西分析了公共部门 和私人部门在可比物品和服务生产上的大量资料。
他证 明政治性企业 的业绩 的确 比类似的私人生产 者差。
(Alessi， 1980)在公共部门条件下 ， 执行和监督 相 同任务的成本更高。事实证明， 当缺少 由真正的 竞争市场所施加的无情约束时 ， 行政控制的约束往 往相对较弱， 而代价却相当高。
统收统支，权力过分集中，抹杀了各地方、 企 业 、 单位之间的差别 ， 不仅形成 了地方吃中央的“大 锅饭 ” 、 企业吃国家 的“ 大锅饭” 、 职工吃企业的“大 锅饭” 的局面， 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 ， 而 76地方财政研究／ 2009． 1 ／ 第 1期
史 海 钧 沉 且造成财政资金使用中的无人负责和损失浪费。
财 政支出的计划管理 ， 使财政 支出中的随意性 、 长官 意志太强， 导致财政支出预算约束软化 ， 财政支出
增长和资金使用中的损失浪费很难得到有效控制。
且重工业投资 比重过大， 基本建设综合投资效果不 好。
投资的经济效果系数 ， 综合反映单位投资( 如每 元或每亿元投资)能够提供的国民收入增加额。我 国各时期的投资效果系数情况如表 1：
表 1
我 国计划 经济 时期的经 济效果 系数 “一五” “二 五 ” 1963 —1965 薤 “三 五 ” “ 四五 ” 1976 —1978 年 全 国 0 ． 6 0 ． 014 1． O 9 0． 43 0 ． 27 0． 3 1
三、计划经济时期财政支出制度变迁背 后的博弈 硬币都有其两面 ， 历史的发展并非完全按照国 家意志所规定 的路径 ， 地方政府并不甘心于仅仅成 为国家实现其意志的工具 ， 对生存于其 中的社会的 制度安排也应该且可以有其意志表示 的。对现实生 活感受最深和最真实的地方政府 ， 便在国家政策所 允许 的制度安排边界之外 ，寻找着最佳生存机会。
当地方政府的选择受到中央政府认可的时候 ， 便开 始了地方政府与国家的互动过程， 即经济学家眼里 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过程。计划经济时期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过两次博弈 ， 分别发生于 60 年代初期和 70 年代末期。
( 一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第一次博弈 1。
1960 年代初财政支出制度的非均衡。正如制 度经济学理解的那样 ， 在原有制度安排下 ， 人们对现 存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 意欲 改变而又尚未改变的状态， 即表现为制度非均衡。从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来看， 1958 年到 1960 年 ，积累率 分别达到 33． 9％、 43． 8％、 39． 6％， 平均为 39． 1％， 致使 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可能 ， 造成劳动力 、 原材料 等许多方面的比例失调。从农轻重的比例来看， 由于 片面强调“以钢为纲” ， “钢帅升帐”， 工业畸形发展， 形 成重工业过重 、轻工业过轻 、农业急剧下降的局面。
1958 年到 1960 年 ，国家财政总支 出从 1957 年 的 304 亿元 ，分别增加到 409亿元 、 553亿元和 654 亿 元 ， 其支出增长速度快于收人增长速度 ， 三年赤字分 别为21． 8亿元、 65． 7亿元和 81． 8亿元① 。
①项怀诚：
《 中国财政通史( 当代卷 )》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年 版， 第 59— 60 页。
2． 紧缩财政支出：
上层的制度创新。
制度非均衡 将产生获利机会 ， 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 的好处， 新 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各个行为主体进行制度 创新的根本动力， 正是为了实现利益 目标 。
政府间利 益格局的调整是促使财政支 出制度变迁 的重要原 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将根 本地决定他们之间的财政关系。在“全国一盘棋” 的 利益格局下， 中央政府往往强调局部服从全局 ， 地方 服从 中央 ，甚至无视地方利益。地方完全依附于中 央， 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地方独立的利益。
这导致地方 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的意识很淡薄 ，在行为上也很难 有对地方利益的追求 。在这样一种政府间利益格局 下 ， 当中央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难 以承受时 ， 中央政 府才可能主动收权来调整利益格局。
3． 紧缩财政支出的制度安排。面对 1959 年至 1961年凄风惨雨的国民经济危机 ， 全国上下都在寻 求摆脱困境 的出路。国民经济“调整、 巩固、 充实 、 提 高”方针提 出以后 ， 国家财政从此转入全力 为经济 调整服务。调整时期 的财政支出大幅度减少 ， 财政 支 出的投 资分配结构有 了改善 ，压缩基本建设规 模 ， 农业投资比重增加 ， 轻工业 、 重工业投资 比重下 降。基本建设投资的地区布局结构有 了改善， 内地 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有了提高 ， 内地工业基础薄弱 的状况有所改观 ，沿海工业基地进 一步充实和加 强。在大力压缩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尤其是重工 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 ， 严格限制楼堂馆所建设 的同 时 ， 相应地提高 了城市基础设施 、 住 宅 、 文教卫生 、
科研等非生产性投资的比重。
4． 调整财政支出制度安排的失败。由于受到文 革中“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 ， 60 年代初期制定的许 地方财政~／ 2009． 1 ／ 第 1期 77
史海钧沉 多正确的经济政策被否定 ，缺乏总体 的战略规划 ，
国民经济基本上处于半计划或无计划状态 ， 财政分 配畸形化的状况非常严重。一是财政支出增长过 猛 ， 超过了经济回升速度。从 1969 年起 ， 由于片面 强调战备需要 ， 加强 “三线建设 ” ， 提出靠 山 、 分散 、
进洞的错误方针 ， 使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一 增再增 。
1969 年 、 1970 年两年基本建设拨款由 1968 年 的 117． 85 亿元猛 增到 206． 22 亿元 和 298． 36 亿 元 ； 这两年基本建设拨款 占当年财政支出的 比例分 别达到 39． 2％和 15． 9％， 是“ 大跃进” 以后 出现 的第 二次高峰。
二是过度提高积累率， 超经济分配。
在基 本建设投资安排中 ， 用于重工业的部分猛增 ， 重型 的投资结构 ，导致 了生产性建设挤 占非生产性建 设 ， 这就不能不引起 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 比例 关系又一次严重失调。
1970 年与 1968 年相比， 积累
率 由 21． 1％激增到 32． 9％；消费率由 78． 9％猛降到 67． 1％。这一情况在以后年度中还继续有所恶化。
( 二)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第二次博弈 1． 20 世纪 70 年代末国家政权的退却。1979 年 的财政赤字超过 1
80 亿 ， 加上中越边界战争的直接 开支 ，使得 自从 1974 年赤字超过 100 亿之后仅 5 年 ， 1979 年的财政赤字就翻番了① 。由于财政无力支 付全国各个地方的财政需求 ， 因此进行“财政分灶 吃饭” 的改革。这一政策调整， 表明国家在财政制度 上的全面退却。于是 ， 在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分级 建立了地方财政后 ， 地方各级政府就都有了 自己的 财政 自主权 ， 也就有了发展地方经济增加本级政府 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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