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讲故事给党听：十个党史小故事2（精选文档）,供大家参考。
11、王建安视察拒陪同
1977 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2、公务用车岂能接娃娃放学
1956 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
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 7 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
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
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
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3、吴永光下雨不准用车
1970 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 20 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
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
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14、吴德峰走后门没门
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
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
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
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5、嫌夫人帽子买贵董必武作自我批评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住进了北京。董老的夫人何莲芝怕他年岁大了，受不得风寒，就将自己在延安大生产中劳动所得而积攒下的钱给他买了一顶帽子。董必武问花了多少钱。何莲芝怕他嫌贵，就骗他说只花了二三十元钱。过了些时日，董老又向何莲芝问起这顶帽子的价格。
何莲芝依然没有改口说：“你怎么不相信人？就是二三十元嘛！”
董老摇了摇头说："你呀，骗我还说我不相信你，你自己看看。"说完，取下帽子，指了指帽子里沿的标价。
何莲芝顿时就闹了个大红脸，原来，何莲芝买帽子时，没有注意到帽子里还有标价。
之后，董必武在开党员生活会的时候，还专门拿这个事作例子作了自我批评，并写了一个横幅挂在自己的书房里：“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
16、彭德怀的“特权”
1940 年 4 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
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17、贺炳炎探亲“三辞刘专员”
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 年 11 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
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
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
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
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
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
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
笑起来。
18、梁斌三次辞官的故事
梁斌从 1948 年底到 1952 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 《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
梁斌第一次辞官是 1952 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
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
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
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9、王树声“收购”家乡送的茶
王树声喜欢喝家乡的绿茶。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次家乡去人给在京的麻城籍首长每家送来几盒茶叶。他先是欢喜，后是发愁，最后还是坚决不收。来人说："这是一点家乡的土特产哦？"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把公家的东西送给我，我是坚决不能收的！"但因为他确实太爱喝家乡的茶了，他还是舍不得让来人拿回去，于是就硬给了八十元现金将几盒茶叶买了下来。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才三百四十元。
20、董必武为六角钱写检讨
1941 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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